田颂尧二十九军防区“通南巴”三县苛捐杂税考

巴中县捐税费

除捐税众多，附加费多于正税，民国元年（1912）至十七年（1928），巴中县“契税”每1000串征银75文，外贴官契每张征银1.042两、验契费每张银元1.2元、契格每张100文，附加于契税的各种费则收115文，其中：团练费收60文、学费收6文，远远超过正税，附加于契税等费除学费、团练费外，还有巡警费、自治费、实业费、农会费、联立学费、农业贷金、蚕桑农场经费等9项。民国六年（1918），巴中县税收由驻军自收自支，为敛聚钱财，常派员直接催收，稍有反抗，重则关打吊押，轻者罚款没收财产；民国七年（1919），驻军扩大征收范围，实行“过卡完税”制，货物每经1卡，纳税捐1次，各乡场镇设有公斗、公秤，牙行经纪介绍，买卖双方成交后，任由一方交纳手续费1%，称为“斗息”“秤息”“木捐”“牲畜捐”“牙捐”，时有160多种。民国八年（1920），巴中县烟费征收银元226元，酒费征收银元411元，牌照税征收银元721元，驻军自制印花税票，严令商民贴用，强派勒销，就地征收，民国十五年（1927），始办卷烟统税和麦粉特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四年（1936），统捐、菜油税共征银元25487元。巴中县交“特别捐”平均每户一年要缴大洋24元，据不完全统计，江口地区鸦片产量达百万两以上，烟田占粮田面积的37.5%，粉壁乡下园坝周成喜40背田种烟15.5背，刘德喜20背，种烟8背，王宝基21背，种烟8.5背。

“拌桶一响，黄谷万两，风簸一响，眼泪长淌”，民国元年（1912），巴中县豁免无主丁粮后，收银22328.9两，民国四年（1916），改征银元，正副税每征银元1元，加收解费0.1元，地方附加、按粮额计摊，随赋征收，正副税、解费合计征收银元39298.88元；民国十五年（1927）后，巴中县田赋年年预征，民国十八年（1930），全县田赋征银元119716元，从民国十九年（1931）起，田赋由原一年3征增到14征，还附征教育、公安、建设、团务、司法、党务、民生工厂、地税课费等。巴中县江口场（今平昌县江口镇）粮税由一年3征，增到一年14征。

民国十六年（1928），巴中县田赋征收局长郑晓岚（税梯青旅团长），征田赋沿袭旧规，毫厘归分，抹尾吃零，加重人民负担，10月，巴中县城爆发第三次学生运动，学生联合罢课，一路呼喊“打倒郑晓岚”口号，冲入征收局烧毁全县数百本收粮底册（廒册），减轻了四千七百多两征银的浮冒浮担。

革命志士王鳌溪（巴中县恩阳场罐子沟人，文才出众，后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在《宕梁旬刊》上发表一副醒世民联，揭露了田颂尧的罪恶：

好了他田家（指田颂尧），苦了我田家（指种田人）。说声派款，县长派、区长派、估派滥派、指名官派、胡乱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因为想地皮，所以刮地皮。论到收捐，场上收、门上收，明收暗收，不择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

田颂尧29军苛捐杂税引发了1932年秋冬季声势浩大的南江、通江人民的抗捐斗争。南江、通江抗捐斗争迫使军阀政府疲于对付混乱局面，也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鸣锣开道，点燃了迎接红军的礼炮。

(王晓波,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