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3月31日，让·拉蒂格考察了南龛石窟、光福寺及南龛附近清咸丰时期的墓葬群。
南龛石窟位于县城南一公里山腰。石窟岩石壁立，高十余丈，长数百尺，方正如削，列层分龛，镶佛累累。其造像始于南北朝，隋唐以后不断增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石窟群。有造像137龛、2000余尊，有经幢14座、造像碑10余座。造像以佛教题材为主，有“法身佛”“三世佛”“释迦佛”“延古佛”“鬼子母佛”“阿弥陀佛”“延生佛”及“毗沙门天王”“八部护法神”等。造像精巧玲珑，姿态各异，气质浑厚，端庄丰满，神情潇洒，典雅大方，是巴中历史文化的精华和代表。
光福寺在南龛石窟下端，原名南龛寺、古楠寺，创始当在梁、陈时。“光福寺”是唐肃宗赐的寺名。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京兆尹严武贬为巴州刺史。在巴州期间，严武增修了南龛寺，“建造屋宇三十余间，并移洪钟一口”（严武《奏请赐巴州南龛寺题名表》）。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四月十三日，严武作《奏请赐巴州南龛寺题名表》，请求唐肃宗为南龛寺赐名，恩准。明末，张献忠率军入巴州，寺被毁；清康熙年间重建，嘉庆初又被白莲教徒焚烧，只余几间僧人住的小屋；道光年间复修，规制已不能与先前比。
一千多年来，由于历朝历代的战乱波及巴州以及地方官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财力，南龛石窟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维修。到了民国初年，石窟已无人看管，杂草丛生，荒芜不堪，造像风雨侵蚀严重，附属设施破败凋敝。目睹现状，让·拉蒂格无奈而惋惜。他详细踏勘，认真记录，并为造像、碑记、石窟等一一拍照，作为日后的研究资料。他对南龛的考察评价，后来经过维克多·谢阁兰的加工整理，收入《中国西部考古记》①第三章《四川古代之佛教艺术》。
让·拉蒂格是这样评价南龛石窟的：
巴州南龛山（译者按：原译音作NcmK’anchan,不知南龛是否其原名也）又有一第三唐代千佛崖，其数之多，其体之类，重要与广元千佛崖相等。据最古石刻之文，多数佛龛凿于唐代，皆长方形，与广元同。中有一龛，观其像改造修缮之痕迹，可以代表一切。此像为一重修重装之菩萨，其旧有之头，在其足下，其新有之头，为练士所新塑。巴州之千佛崖，位置在进入四川大道（即米仓道——引者注）之东。
以上引文其实并不是让·拉蒂格考察南龛石窟的原话，这一点，明眼人一下就会看出来。让·拉蒂格对南龛石窟的评价，实际上是后来经过维克多·谢阁兰加工，做了局部的改写——让·拉蒂格未到广元，不可能将南龛的摩崖造像与广元千佛崖的摩崖造像作比较，维克多·谢阁兰也未到巴中，没见过南龛石窟，他是根据让·拉蒂格对南龛石窟考察的文字材料和影像资料，结合自己对广元千佛崖考察的结果进行比对，然后综合，形成了上述结论。
让·拉蒂格到巴中考古的上一年，也就是公元1913年，古老的巴州已更名“巴中”，州改为县。
在巴中县城考察完相关名胜古迹后，让·拉蒂格又沿着“巴保路”西行，与从广元考察完千佛崖与皇泽寺已南下到达阆中的维克多·谢阁兰、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会合，乘船沿嘉陵江顺流而下前往蓬安，再到渠县考察汉阙。到达渠县时，时间已是4月20日。嗣后，考古队一行人径赴成都，于5月2日抵达四川省城，受到法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并为他们下一步考古工作提供了诸种帮助。之后，考古队一行人又从成都出发，向东北行，赴绵阳、梓潼考察。返回成都后，考古队一行人乘木船沿岷江至乐山考察，后由乐山再到雅安考察，四川省的考古任务告终。
接下来，考古队打算勘测长江上游金沙江自巴塘至丽江的水道。7月4日，考古队一行人西行至康定，忽闻江卡、巴塘、河口等地藏人动乱，道途不靖，于是南下丽江，拟由丽江循江上溯赴巴塘。8月11日抵丽江。由于欧洲战争爆发，一行人最后前往越南，从河内乘轮船返回法兰西。
此次考古活动耗时大半年，从中国的北方到西南，主线路大致呈对角线，故名“大对角线”考古活动。
注释：①《中国西部考古记》，[法]维克多·谢阁兰著，冯承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版。
（作者：周书浩 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