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刘述忠

刘述忠(1915.8-1990.6)，南江县兴马场村（现兴马镇）人，1933年1月参加红军，3月加入共青团，193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宣传员、分队长、股长、指导员、科长、分区供给处政委、处长。公司总经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总后营房部财务处副处长，总后建筑部财务处处长、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等职。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荣获模范干部奖和整风学习二等奖。因病于1990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南江县兴马场街上。我的家就是这千千万万个穷人中的一户。父亲刘仕社，饮食业中的红白两案样样精通，母亲朱氏，针线细活，远近闻名。他们苦了一辈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块。仅在兴马场街上佃租了两间破房子住。妈妈生我时，是农历8月15日，所以叫我中秋娃儿，我们家过着“顿野菜顿糠，一顿稀饭光喝汤，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肚皮贴脊梁”的生活，我生下三天都没衣穿。七岁时，父母懂得了“要得发财多念书，要得变富多喂猪”的道理，靠给团总骆子南打工挣点钱，送我到当地关帝庙学校念“人之初”。我和同学们天天读书，无忧无虑，而我的父母亲则是千难万愁的。

1932年下半年，我十五岁时，记得农历冬月25日（12月22日），大河和兴马场来了红事，有人奔走相告，富人车躲西程天，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红军战士问我为啥要参加红军，我说我要打倒大恶霸地主骆子南。我一说便引起了她的兴趣，将我带到了730218团团席。马上让我穿上军服、叫我担任兴马乡苏维埃童子团小团长。这下给了我报仇的机会，我带了4个人去陈家坪堵截骆子南，我们一直守了七个晚上都没守到，后来218团林英安政委把我的名字改为刘速忠，他还说，世界上的骆子南很多，要打倒所有的骆子南才不会受压迫剥削，他叫我给他当了通信员。

不久，即1933年农历正月初三（1月28日）甄子垭战斗打响了，这是当时解放南江最关键的仗， 我的任务是带路做向导，甄子垭是南江城东面的屏障，离城十里，敌人视为生命线。这里的守敌是国民党29军第四师王铭章一部，第三师罗乃琼，薛廉身团守甄子墙。这里工事重重，森严壁垒，防范周密。敌军有南北两条防线。南起满水岩北至九龙山此间有石龙寨、甄子理、乌梢垭等十个多军事据点。红军担任主攻的是73师219团。协同作战的11师一部，其中，219团前锋营推进到官山梁，隐藏于松树密林之下。敌前锋营长杨立婷是田颂尧的妹夫，眼看红军数量很少，以为有利可图、兵分三路包抄官山梁，敌我双方在半山腰石谷坪接火。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红军官山梁指挥所突然响起“退兵号”。敌人以为我军败退，紧追下山。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红军的轻重机枪一起响了起来， 当场击毙敌军190多名。敌营长杨立焯正欲爬上树躲起来，被枪击毙。红军大吹冲锋号时，后续部队从大小并坝正面向甄子垭猛扑，首先占领乌梢垭。接着组织一个尖兵班，秘密从敌右翼殷家沟攀绝壁上鼓儿口，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结果，全歼敌人薛连升团，很快占领了甄子垭，解放了南江城。

1934年4月，我随林政委一起调到73 师，他任师政治部主任，我到师直属连当战士。这期间，73师不断流动作战，先在沙河、华盖山、关路口一带“杀地主”搞肃反、后到平溪坝砍斑竹搭浮桥，进入梓潼镇、朱家坝、上两河口。在这一带整训数月后，于5月20日至26日，73师又在空山坝发起反攻，消灭敌人五六千人，取得空山坝大捷。后又在平溪坝，五郎庙先后歼敌数千人。那时，只顾抢时间追敌人，群众生活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缺粮食，部队已是几天几夜没有沾到一粒米，一路上采集野果充饥。在几次战斗中，我表现出色，勇敢战斗，我这个娃娃兵已当上了特务连班长。

反敌三路围攻时，南江、长赤、大河、赶场是南江一线的主战场。1933年5月26日，红11师和73师一举收复南江城后，又向尖场子、旺苍坝、木门等地进行战斗。战斗结束后，于6月召开了“木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扩编。

（1985年5月20日，定居北京的老红军刘述忠以《我从巴中深处来》为题，写了篇长长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