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三李”《雪鸿堂文集标注》内容探析——以李蕃为文为政的记叙述评为例

二、对作者个人文章及政绩及心境的述评

《雪鸿堂文集标注》中有很多文章，结合“三李”的经历和政绩，对“三李”进行描述、评说，从评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三李”又特别是李蕃的为文、为人、为政皆优，无不受到后人的尊崇。

1、评论文章文风和文化精神。“三李”父子“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丰，不让苏氏一门”。将通江“三李”与眉山“三苏”相提并论，我们概不说这种并论是否准确，但也反映了其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德州人孙象评《雪鸿堂集》序（二）“其书包罗宇宙，贯穿经史”，“四十年来每内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而未尝赫然有盛名于时”。“对《雪鸿堂集》，予读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甚得《春秋之义》”。评李蕃文章：“予友李子锡征，质直能文，实予蜀之通材也。”“李子不以官传，而以文传，可以无恨矣。”这里，作者从书的内容之广泛、文情之并茂对《雪鸿堂集》给予极高的评价，并认为李蕃是“能言之士”、“蜀之通材”，同时表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道理。李蕃的文章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皆关注民生、道德伦理，为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文章能“适用”，非其他一些文人的夸夸其谈的文风能比，这也是后世很多文人对他推崇的主要因素。清代文坛大宗王掞评价李蕃《雪鸿堂》开篇之序（一）鲜明指出：“文以载道为上，其次则莫若适于用。”在该序中，作者评论了蜀中文化名人司马相如、杨雄及苏洵、苏轼、苏游之文，认为他们的文章“謟而不适于用”、“夸而不适于用”,“三苏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为文，独老苏氏人适用为主”故“蜀人之文，其适于用者，莫若老苏氏”，原因在于，“读其文，可以知其政，如《过秦论》《战国策》等。这里，作者鲜明地强调文学功利的、适用的、教化的一面，文家各有所慕，”或女子浮化，而不知其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其要约。“这种写文章”有用“的观点，是一种求是创新、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的体现，与我们今天倡导的融于生活、扎根土壤是一个道理，仍然有借鉴意义。

2、记叙为政功绩和人品口碑。“三李”之中，以李钟峨为官时间最长，达20多年，且仕途顺利，且官至太常寺少卿，部院大臣。李钟壁为知县七年，李蕃为知县九年，均不算长。李蕃在康熙九年获任黄县知县，在任九年间，积极整顿厉治、解困民生，深受百姓拥护。康熙十八年，黄县有一夫妇被杀，李蕃如实以“奸杀”上报登州府，登州府派来的副职李某接受重金贿赂，私嘱李蕃“鬻狱”，李蕃严词拒绝，李某亲自提审犯人，密改供词，定为“盗杀”，并以失律罪诬陷李蕃下狱，被逮时，县城百姓号泣，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由是发生。《通江李锡征赞》，“然而佳绩美政，具有口碑。如革敞、规偿、恤民、训士，则两汉循良纪绩，不是过也。”高度概括了李蕃从政的功绩，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李蕃的认可。对“黄民哭狱”事件的记叙，《雪鸿堂文集标注》收录了很多文章，多是后代文人墨客的，非“三李”本人的自传，这反倒体现了“三李”本人的人品和后人对此事件的认知。江苏长州汪伤序（三）：“空一县人哭送，遮行数十里”，“黄人又走三千里，伺候狱门者，日百十人”。福建龙岩吴琏序（四）“闻其去黄之日，民遮道号哭，裹粮千里，日伺候狱门者以千百计”。山东黄县姜其垓序（八）：“而黄之父老子弟，哭失声而送者万余人，绕行数十里，垂其道左，伏能起者，尚数干人也。”以上简明但不失生动地描述了“黄民哭狱”事件的情景，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安徽休宁赵吉士序（六）：“李君绮岁以文章得官，其宰黄也，黄之民莫不颂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吁而请救，日数万人。海内知君者，莫不以君为无惭廉吏。”

3、表达个人内心的感受和对后人的教诲。李蕃一生坎坷，多有愁苦，如他的诗《馆内城，步吴天章韵，呈陈内翰》：“作客困京华，裹足不能去。吾尚二三子，落落风尘雪。斗室坐喧然，愁容欢若壁”，抒发了对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心情。更有像《书怀》这样的诗：“读书必定绝将迎，不取繁多只取精，事业升沉从转轴，文章高下任持衡。……浊酒一杯谈世事，胸中五岳未能平”，鲜明地表现了他读书、为学、做事的态度。又《在狱中题诗》中写道“渔中唱残霜，雅归带夕阳，小楼人独倚，好景同相望”，愤然中又显积极向上的力量。李仲壁迎父归乡，看到几经起落后家徒四壁，写道“此中疑是沉沦客，高卧京戏鸟东没西”。在《示作十二则》之五中写道“凡暑中几案，有出我自置者，有百性共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性耳，俱宜爱惜。”又如李仲壁著《燕喜堂》中《朝饥示子聿》，以五首七律组合，以“饥”起韵，各首诗结尾为“固当此事属男儿”“渺见何须诧小儿”“何须果腹羡庸儿”“笑讪由他轻薄儿”“放下心头这个儿”，表达了对儿子知饥寒、求奋进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