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泥龙乡(镇)出土汉代铜印考析

二、这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批出土的印章中，还有“立义行事"印16枚，与其余三种官印同时出土，其规格、形制、书法与三种官印也同出一辙，显然是出于同一工匠之手，“立义行事”印在同时代的印章中，十分独特少见，它究竟是属于官印，还是体现政治纲领的印章，它的作用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这批印章出土的平昌，古来地处从陕西汉中或西乡南越大巴山去四川东部的米仓道和荔枝道之间，根据史料有关的记载，东汉末年发生在这一带的张修起义和天师道政权，似与“立义行事”印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天师道是原始道教的流派，天师道政权是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张修起义和天师道政权，是在黄巾大起义的推动和影响下产生的。天师道起初在巴蜀设二十四治，二十四治主要是教区组织，张修是巴郡一个教区的首领，在中平元年（184年）3月黄巾起义爆发后，同年7月率众起义，北上攻取汉中，为这里的天师道政权开辟了道路。中平五年（188年），宗室刘焉以刺史权轻无力镇压农民起义为由，挟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授以地方军政大权。“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⑤张鲁摆脱了刘焉的控制，建立了天师道政权,自号师君，“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成“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平亦然。”⑦《后汉书》卷75《刘焉传》载：“鲁部曲多在巴土《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咒人（又称板楯蛮）敬信巫现，多往奉之”。从以上史料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一、张修为天师道在巴郡的教主，公元184年率部起义，攻取汉中，后为张鲁所杀，建立天师道政权，称雄巴、汉。

二、张修曾被益州牧刘焉封别部司马。

三、张鲁据有巴、汉后，继承了张修起义的一些传统，又利用老子《道德经》中一些原始民主内容改造升华，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如建立“义舍”，置放义米义肉，来往行人住宿吃饭都不要钱；设酒禁，不准随便饮酒。这些与“立义行事”印的政治内容，又何等相似。因此，推测这批印章为张修所凿刻是可能的。再据上述刘焉以张修为别部司马，张鲁占据汉中后又袭杀张修，并其部众的时间，把这批印章的时代定为公元188年也是可能的。45枚印章一起出土的原因，据推测似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新制印章，未来得及发取，携带印者在张修部属遭张鲁袭杀，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将印就地埋藏。

二、带印者遇难，在清理战场时连同印章一起埋藏。

总之，这次出土的45枚印章，数量之多，种类之独特，在大巴山区前所未有，它对于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其军队的组织设施、政治纲领，或许会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注释：

①《四川文物》1990年第1期《昭觉县四开乡出土十七方铜印》

②《文物》1980年第12期《洛阳博物馆馆藏官印考》

③《华阳国志》卷《巴志》

④《后汉书•板楯蛮夷》

5《后汉书》卷75《刘焉传》

⑥《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⑦《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马幸辛，覃友刚 作者单位：达县地区文化局平昌县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