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泥龙乡(镇)出土汉代铜印考析

1990年2月16日，地处大巴山南麓的四川达县地区（今巴中市）平昌县泥龙乡（镇）多佛村村民在多佛山北坡150米处挖堰沟时，在距地表1.5米处的乱石隙中，掘得铜印42枚。平昌县文物管理所闻讯后，随即派员前往实地调查，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在同一处地方又掘得了铜印3枚，共计45枚。

出土时，45枚铜印重叠散乱堆放，但保存完好，似古人有意埋藏之物。从印面看均未使用过，印文结字刚力，章款直朴，个别字虽有缺笔少划，却无空疏之感，恰恰显出凿印别具匠心。这批铜印章形制为鼻形钮方印，印面为正方形，厚1.1厘米，均阴刻篆文，边长、钮高、重量不一，按不同印文可以归纳为四种：

“别部司马”印2枚，每枚重65克，印面边长2.4厘米，钮高1.1厘米。

“军假司马”印4枚，每枚重67.5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军假侯印"印23枚，每枚重65.1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立义行事''印16枚，每枚重65克，印面边长2.5厘米，钮高1.2厘米。

这四种铜质印章，除“立义行事”印外,其余三种铜印章均属于官印，见于著录的不少。据《集古官印考证》认为，这些官印所属之官均“为大将军之属官”。但不知究竟是属于前汉时期还是后汉时期大将军的属官呢？查阅《汉书》，不见有以上三种官称，而《后汉书》却有不少的记载。《后汉书•百官志》载：“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此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侯，皆为付二。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侯以领兵。

此外，在《后汉书》帝纪和列传中，也可以见到“司马”、“别部司马''的官称。除了上述著录的记载，这三种铜印还见于1986年1月，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出土的东汉至三国蜀汉时期的“军假司马"、“军司马印"、“军假侯印"①和洛阳博物馆馆藏官印中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别部司马"、“军假司马”印②。因此，这三种官印的时代亦当为东汉至三国蜀汉时期。但是如果做进一步的探究，东汉至三国与汉之间跨越200多年之久，大巴山古来为洪荒之地，地僻人稀，这样大批的官印又何以流落至此？笔者就这个问题，依据出土实物和有关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提出几点看法：

一、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已经谈及，这些铜官印在东汉均与征伐平叛时使用有关。当时川东北大巴山区为益州巴郡宕渠县辖治，居民主要是活动于今四川盆地东北部的渠江流域的板楯蛮夷。板楯蛮在秦统一后就享有特殊的地位，又从刘邦攻取三秦得到新的特权.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直到东汉王朝，政府还多次利用他们镇压羌人和𣘼弧诸部起义，但是豪族门阀势力形成之后，他们处境越来越糟。《后汉书•南蛮传》载：“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槌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从恒帝起，“板槐数反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板楯蛮复叛，北攻汉中，南击三蜀，震荡益州”。③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棉蛮夷因此复叛”。④对待板楯蛮数次起义，东汉王朝的惯用伎俩一是武力镇压，二是抚降招安，不论是朝廷官宦势力,或者是豪族门阀势力，这一点上的利益是共同的。公元179年，灵帝派御史中丞肖玻督益州兵镇压，连年失败，宣告破产，最后采用诱抚，才把这次起义平息。公元188年“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从这些史料可以推测，这批官印与这一时期的征伐战乱有关,很可能为东汉王朝派遣镇压板楯蛮起义的军队所凿刻的印信。如果这种可能存在，那么这批印章凿刻的时间大致为东汽恒帝至灵帝期间（147年至189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