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陈河乡近代人物——（民国通江银耳大王）母玉恩、母碧田

母碧田

母碧田 （1898—1961年）本名秀峰,字碧田,系玉恩长子,幼年攻读私塾,进步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十五岁,时逢辛亥革命成功,人心欢畅,但家中缺劳被迫弃学从农,随父在本地市场收购银耳。

民国四年（1915年）父亲去上海:经商后,在绥定设点收购。转运加工时,由他与其弟母润山负责此项工作,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去上海为止。虽是初出茅庐,却表现了他在经营上的深谋远虑和过人本领，在此期间,业务十分繁忙,但却有条不紊,不仅要管理各项帐务,还要奔波于通江与绥定之间,去联系货源,组织收购,来往运输,在绥定并将其中浆沙货组织人力翻烤成为真正的清水货,还要把成批的银耳派人经重庆、万县、汉口等地以水路运往上海,由父亲经销后,再从上海汇款或购买“洋货”（即机制百货）运回重庆、绥定经销,扩大资本，这样不仅提高了银耳质量,增强了商品信誉,及时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且及时结清了各种帐务,还及时帮助他人解除了困境,得到了人们的信赖,同行尊他为“母大哥”或“母大爷”。

一次陈河耳商邹知三生意贴本到绥定,在查旅馆号肘,冒犯了警察,被拉去关在监内,并将所带银耳捡走，碧田得知邹遇难,即整装前去,据理力争,加之他威望较高,官府只得将邹放出,出狱后又把他带回住地,换上全身新装,留住数日,盛情款待,并资助路费返回家中。

当时银耳的运输是困难的,特别是数量较大时,由绥定运往上海只能以水路用轮船运输,路途时间长了,一部分银耳在船内受潮霉烂,银耳运往上海出售后,只能汇回少数现金或运回少量货物,对于赊欠不能如数付清,碧田建议父亲将所买田地、房产出卖变为现金以资补贴,改进包装（用铁皮桶装银耳后以锡焊）,使生意越做越旺,一时在绥定、通江威名大震,远近闻名。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党驻绥部队的刘营长也从事经商,为了打击同行,妄图从中敲索,甩现金将印有“庆丰泰”的欠条（当时母玉恩、母碧田的商号为“庆丰泰”,未付清款项的欠条都印有‘庆丰泰“戳记）收买去,于年底突然前来索取,因现金以买成银耳运,往上海,不能如数一次付清,刘即派人将碧田拉去扣留,并扬言“拿钱取人,无钱领尸”。碧田一方面托人解保,一方面在三天内筹措足资金付给,脱险回家。

民国十九年（1930牟）,碧田随父动上海后,先协助父亲办理经营业务,扩大了资本。后由于父亲年迈力衰,体力不支,完全接替了父亲的业务,经办一切经营。为了扩大资本,集资经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广安夏本泉等合股设立“四川太平银耳庄”,从南市迁至上海霞飞路129号,在重庆、贵阳、绥定、通江、万源等地也相继设立收购、转运、加工点,贵阳设“维记亚新银耳商店”,由其子母维兴经营,路线由广州经香港,由水路至上海,在绥定相继设点由其弟母润山负责收购、转运、加工;在重庆由丁银方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到处设关卡,盘查运销中国货，碧田主张抵制日货,不进日货，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盘查,一是绕道运输（少量货物时）,二是巧妙包装。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由上海运货往贵阳途中,在广州湾上船时,遇着日寇盘查,他机警地闯过了敌人的关卡，日寇的入侵给银耳经商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和阻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共开始内战,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各种票卷往往失效（也叫“黄了”）,生意自行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碧田仍在上海经营小商（银耳由国家经营）,至1961年元月,因病去世,安葬于上海,终年六十四岁。(据母维扬、任喧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