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银耳大王陈利生

陈利生（1860-1945年）,通江县陈河乡陈家坝人,本姓阎,貌丑家穷,人称“扯巴眼”,自幼过继给陈省斋为养子。省斋,利生舅父,经营有太平银耳庄和聚兴诚钱庄,为一方巨富，利生随省斋往来于渝、汉、宁、沪等地,进退于官商巨贾之间,虽未曾入学读书,而见识长于常人。宣统元年（1909年）省斋年老,利生遂独立经营，及至民国成立,生意益见兴隆,资本急遽增大,及更庄名为金利成,设号口予上海、重庆和巴中。

陈家常雇工五至七人,平时砍山、铡棒、运棒、排山、采摘、烘烤。当银耳收购集中时,就从事银耳的加工、整治、选择等工作，银耳分提装一、二、三等若干级。提装为朵张大，颜色鲜，肉头厚,质量高的;一级虽颜色、朵张、肉头稍次于提装,但质量是好的;二级是朵张较小,肉头较薄。颜色稍次的;三级为天雨连绵时采摘,烘烤不及时,或过时采摘,颜色为黄中带黑的。

陈利生经营银耳商业,很注重质量。耳脚处的黑色斑痕;一律用花剪剪去,颜色不好的,发胀,用杠炭或檩木椅炭再次烘烤。挑选时,严格按照级别规定,决不允许以劣代优,以次充好。在包装时,如果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工人就要受到处罚,轻则扣工价,重则辞退。为了把好银耳的质量关,陈利生常常“坐镇”包装房,亲自检查督促,发现分级不明,以次充好的,立即纠正，整治就绪,按级用铁皮桶装箱，小箱五斤,大箱三十斤。装好后用锡焊接,外部再用麻布包裹,才贴商标,以免受潮,陈利生既注意质量,也重视包装。

那时军阀混战,土匪遍地,陈被土匪抢劫了两次。甲子年（1924年）正月初一,土匪孙杰从空山坝带领一伙匪徒到栋家坝拉走陈的儿子陈元江,到万源石窝场,陈耗资数千元,其子才回了家。戊寅年（1938年）四月初二,大土匪王三春派一伙人从南江到陈家坝,拉走陈妻屈氏,因解送银元不及时,王三春下令处决“票子“，陈又花了很大一笔银,陈屈氏才死里逃生，从陈家坝运银耳到上海的途中,又数次遭抢劫，鉴此,从陈家坝运银耳出外,要请求地方民团或县上武装护送一次一排或一连人。

从通江陈家坝将银耳运往上海有三条路:一由湖北襄阳经汉口转上海,一由巴中经南充、重庆转上海,一由绥定经万县转上海，三条路以重庆到上海走得最多，每次运银耳五,六百或一千斤。“陈利生经营银耳业,正是通江银耳在国际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时候“金利成”商行银耳,在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外国人到上海买“通江银耳”,又多来“金利成”，通江银耳驰名世界,由此而起。

那时候银耳系自然生长,产量低,年产银耳不过三、四千斤。通江银耳以朵张大,肉头厚,胶质重,营养丰富出名,既是高档食品又是名贵药材,具滋阴补肾。化痰润肺,医治虚痨咳嗽等功能。通江银耳通过“金利成”商行运往上海的有一半以上,再由上海运往欧美、南洋群岛及世界各国,在陈家坝提装银耳80元一斤;一级60-70元;二级50-60元;三级40-50元。上海提装120元,一级90-100元,二级70-80元,三级60-70元，“金利成”商行经营银耳业一年可获利一万余元，银耳出售后,一是购买布匹和日杂运回通江,一是兑款到巴中，陈利生常派人到巴中取款,生意的淡季,一月一次,旺季一月二至三次，一次两人,背银元二千枚。

陈利生经营银耳获巨资后,喜作有益于地方或群众的福利事业。民国九年（1920年）陈从上海回通江经巴中,恰逢旱灾,饿殍载道,百业凋敝,巴中商界发起募捐,支援灾民，陈为巨商,闻名遐迩。巴中商界意欲要他捐款一百元,恐数目过大,不乐施，商会会长说:‘久慕芳名,望助一臂之力?陈问:“多少”商会会长试求一百元,陈笑道:“巴中与通江共山共水,亲如手足,贵县受灾,也是敝县不幸,一百元太少,写一千二百元吧!”商会会长喜出望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的疏财仗义,实在令人钦佩?”陈利生乐于济灾,在巴中传为佳话。“金利成”商号在巴中的声望更高。

陈家坝街上贾土林年纪小,家里穷,端一个小簸簸在街上卖针头麻线。一天陈利生见了他说:“那娃儿,到五爷这里开个条子,去巴中取钱,多购几样杂货,摆个摊摊嘛!”临走时还说:“我既借给你钱,就不望马上还,啥时有啥时还,不会催逼的?”在陈利生的资助下,贾士林摆起了杂货摊子。巴中清江渡杨柱芳到陈家坝想做生意却没有本钱,在街上闲耍，陈利生借款一百元,让陈仕芳做布匹生意,两年后,资本扩大到五百多元，大秤杆子陈东林收购银耳资金不足,陈利生借给三百元,几年后,资金扩充到了一千多元。在陈利生的扶持下,陈家坝的小商小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少人渐渐富裕起来。街上商业兴旺,馆子十多家,匹头，杂货店二十多家。外地不少人到这里来做生意，成都帮的经营金圈、玉圈、金耳环、金簪子、小刀、小剪子;保宁帮的经营白糖蒸馍、纸烟、绵烟、醋;重庆帮的经营豆片、头绳、瓜皮帽、双凉鞋;营山帮的经营窄布油炸豆腐;渠县帮的桔子广柑堆满街?即使深夜,街上也可吃到饮食,天才麻麻亮,各家铺门就开了,卖小吃的发出一声声叫喊?由于陈利生大力扶持小商贩,从这时起,陈家坝被誉为“小上海”。

通江文化教育较为落后,那时全县仅有高等小学堂七所。鉴此,陈利生就在陈家坝创办第八高等小学堂,自任董事长,委陈禄安为经理。校址为一斜坡坟地,要夷为平地,须从一里之外运来石料,砌一道高一丈六尺,长十二丈四尺韵清缝石墙,工程浩大，学校从1921年动工,至1926年竣工。其间陈利生每天早饭后到工地天黑才回家,以便督促工人和解决建校中的具体困难。

该校建房四幢，正面一幢坐东向西,十一个排扇，有教室四个,寝室七个,系整个建筑的主体,中间有一人高的石狮三对,柱头立于狮背,甚为壮观，南面为女生院,教室四个,办公室一个,寝室四个,寝室可宿女生四十多人，北面一幢,教室二个,寝室四个,大厅一个,平时作饭厅,集会为礼堂,可容三百多人，三幢房子成品字形,均为一楼一底，整个建筑的布局别致,既有宫殿建筑的典雅,又有西洋建筑的潇洒,系当时上海盛行的一种式样，设计师为上海人，另建厨房一幢,与饭厅相傍,设有储米库,储柴厢房，校侧修操场一个,宽五丈,长三十六丈,为学生锻炼身体之用，总共耗银元七千多元。

教室和寝室上装嵌着从上海运来的玻璃,有红、绿、黄、蓝、紫各色。每当旭日临窗,可谓五彩缤纷。门前溪水泻玉,校内鲜花吐芳,风景宜人,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学生三百多,分六个班,学生来自涪阳、新场、青峪、板桥、平溪、回龙以及现属南江的白院寺、土墙坪、木老坝、瓦室坝、赵家沟、范家山等地该校毕业的学生遍布通江、南江。招生后，陈将订制的制服，校徽发给学生作为对学生的奖品。

民国十五年，陈利生由沪运百货返渝，顺道旅游南京。一天在一幢茶楼里见一操四川口音的青年人表露出一种非常焦急愁苦的情态。陈便问 “先生愁眉不展有什么为难之事?”那青年听陈也是四川口音；随即很有礼貌地说：“我叫杨荣轩，是重庆人，在金陵大学读书，现已毕业，因欠学费300多元，领不到毕业证，以此犯愁。”陈慷慨地说：’“难得你年轻有为，我愿资助500元，除缴学费外，返川的路费也有了。我是四川通江人，名陈利生。你就不要谈还钱的话了’’。杨当即感激叩谢，声称另图后报而去。

民国二十五年，陈利生由上海返通收购银耳，行至巴中，听家乡人说陈河一带，缺乏各种粮食种子。他随即到江口一(今平昌)买谷种30背、玉米种5背，共5万余斤，用船运至涪阳，叫陈河公推一正直的人，按户所需，造具名册，领取种子，由他家管帐先生点名发放。从而解决了陈河农民当时最关键的困难，事后未收取任何代价。

后来，陈利生因年事已高，将他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的银耳业全部交给陈东篱代行经营。东篱仅数年盈利很多，他自己只得很少部分，却不计较。陈家坝的学校在1935年被焚，陈利生又将银耳利润拿出部分来资助和鼓励民众重建校舍。

自己虽成巨富，但未置家产，除匪抢外，多用于地方福利事业，乐善好施，到他享年85岁（ 民国三十一年 ）逝世时，家尽囊空，当了巴中商行的房子才将遗体安葬。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怀疑他的坟中有金银财宝，挖开墓穴，棺内并无他物。竟曝尸露骨一年多，才壅土为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