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龛“劝农”摩崖石刻摭谈

三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

本文开头介绍了南龛“劝农”摩崖石刻发现经过，说它“隐蔽七百六十五年”“自此重见天日，被人知晓”，民国十三年（1924）其残存文字收入《巴中县志·金石》得以传播人间，1990年代末编印民国《＜巴中县志＞校注》校注者参阅《金石苑》补出部分残缺文字。

其实宣统三年（1911）是人们第二次发现“劝农”摩崖石刻，并非首次发现。既然如此，说它“隐蔽七百六十五年”“鲜为人知”“自此重见天日，被人知晓”就不确。下面，借助1990年代末《＜巴中县志＞校注》一书校注人员参阅《金石苑》补充“劝农”摩崖石刻残字这件事，进一步探讨“劝农”摩崖石刻发现真相。

如果说“劝农”摩崖石刻宣统三年是首次发现，那么其拓片必然是孤本。缘何八十余年后后人又参照他书补充了残缺文字？这说明后人参照的《金石苑》收录的“劝农”摩崖石刻文字比较完整、宣统三年的拓片并非孤本。“劝农”摩崖石刻文字残缺，是因摩崖石刻长期日晒雨淋、腐蚀风化造成的。离勒石年代越近，摩崖石刻文字清晰度越高、完整度越好；离勒石年代愈远，摩崖石刻文字清晰度愈低、完整度愈差。收入《金石苑》一书的南龛“劝农”摩崖石刻，同样是拓片，文字残缺程度并不那么严重，这也说明拓字时间离勒石年代相对近一些，也就是拓字时间早于宣统三年。那么此次拓字时间或者说首次发现南龛“劝农”摩崖石刻又是何年呢？

经过简单推演之后，再来看看神秘的《金石苑》。

《金石苑》，又名《三巴孴古志》。编撰者刘喜海，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中年后宦游各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陕西延榆绥道迁四川按察使，两年后再迁两浙布政使，不久因弹劾罢官。

刘喜海有搜求残碑断碣嗜古雅好。在川任职两年，有了搜求蜀中碑刻的机会。他执掌全省刑名（司法），各府、州、县官员送呈当地金石拓片投其所好，或由他指定了解的一些年代久远的名碑名刻，这都是以权谋私、举手之劳的事。由此，刘在四川两年间就搜集了大量金石拓片。刘在四川访碑的爱好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赴两浙布政使职才告一段落。《金石苑》最终在浙江定稿，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交付刻板印制。

在四川为官期间，刘喜海从宋人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有关记载中，获悉巴州、南江等地诸多唐宋石刻，便授意巴州、南江县官员拓之。从《金石苑》收录情况看，计收录巴州南龛、西龛、朝阳岩（在今巴州区曾口镇卧牛山）及南江县菖蒲涧二十多幅唐宋摩崖石刻拓片。这些拓片拓字时间大致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二十七年（1847）之间，距离宋绍兴丙寅年（1146）七百年左右。在此之前，当时的州人还未发现南龛老君洞左侧绝壁这个“劝农”摩崖石刻。盖因摩崖石刻离地面位置太高，字又太小（字径二寸），加之野草、苔藓遮蔽，人们难以发现，故道光十三年（1833）成书的《巴州志·南龛题名》无载。州人发现该摩崖石刻是道光十三年之后的事。到道光二十五年后，州署派人拓其文字呈送时任四川按察使刘喜海。六十多年过去，当年知道“劝农”摩崖石刻的人均已作古，州人再次发现“劝农”摩崖石刻，以为首次发现，视为珍贵文物，日后将其发现经过及摩崖石刻残文载入《（民国）巴中县志》。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这期间拓字时，“劝农”摩崖石刻保存还比较完好，故所拓文字也比较完整，不像六十多年后的宣统三年所拓文字那般残缺。吏目倪宗裕拓字时，他哪能想到六十多年前的道光末年，州署的前辈同事已捷足先登，先下手了。进入民国，巴中县署多次组织人力编撰《巴中县志》。当时，由于信息闭塞，编撰人员不知《金石苑》行世，“劝农”摩崖石刻拓片残字无其他资料提供参照，不敢随意添加补充。直到七十多年后，编印该志校注本时，校注人员才用上了《金石苑》，据其补上部分残缺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