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巴中是“川茶北运”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之一
在明代，茶课的解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官运茶课，即官设茶运所以组织课茶的运输。二是商运茶课，亦即民运茶课，包括茶户中的“大户运茶”，即所谓的“解茶大户”。
官运课茶是明初在商运尚未展开的情况下所采用的运茶形式。由于明代茶马贸易主要集中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治今甘肃临夏）、西宁（治今青海西宁）三茶马司，而陕西仅汉中一府产茶，且产量有限，朝廷易马所需茶叶，主要由四川承担，官运课茶主要是将川茶运往洮、河、西宁三茶马司等西北地区。因此，明代的官运课茶主要是川茶北运。其路线主要有三：
一是保宁、夔州（治今奉节）茶叶解运陕西、西番诸卫；
二是部分夔茶、叙州茶及邛、雅茶叶解运雅州、碉门；三是灌县、安县等地茶叶解运松潘地区。
据《四川茶业史》记载：“明初保宁、夔州茶叶实行榷禁，茶农除向朝廷交纳课税外，允许自留一月的食茶，其余全由政府收购。政府调动军民夫役，将所收茶叶从川省越米仓山、大巴山运至陕西各茶马司易马。”[31]
据明陈子龙在《明经世文编·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定例为：“三年一次，番人该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价茶先期于四川保宁等府约运一百万斤，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内西宁茶马司收三十一万六千九百七十斤，河州茶马司收四十五万四千三十斤，洮河茶马司收二十二万九千斤……四川军民运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与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32]
永乐、宣德时期，鉴于川茶大量调陕，规定夔州、保宁茶叶均调保宁茶仓贮积，以便随时运陕易马之需。据刘淼在《明代茶业经济研究》中转引《明英宗实录》卷四三记载，正统三年（1348），兵部又以“陕西、甘肃等处征哨缺马”，请运官茶以备收马。经兵部、户部会议，“乃奏请于四川保宁府运茶一百万斤，赴陕西西宁等茶马司收贮”，[33]以备易马之用。
正统九年（1444）又规定，由保宁茶仓运至陕西褒城茶厂再加工。据《明会典·茶课》记载：“起倩四川军夫，给与口粮。将减半茶四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斤，陆续运赴陕西接界褒城县茶厂……成化十九年，令四川保宁等府茶课，每岁运十万斤至陜西接界交收，转运各茶司支用。”[34]
据申时行辑《明会典》记载，明初，川陕官茶皆“令有司收贮、于西蕃易马”，“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35]并“令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播州宣慰使司，各置茶仓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蕃易马。各设官掌管……正统七年议准……令夔州茶课亦运赴保宁仓”。[36]
而保宁之茶仓则因地利而设在通江，清道光《通江县志·职官》记载：明洪武年间，设茶仓于县署左侧，“溁泽县举人薛逻任通江茶仓大使……”[37]
专事管理，以茶招商易马。
明向阁在《呈茶课》中陈述，是时保宁府一州三县茶课，经通江茶仓“岁编殷实十名，派夫三千名陆运，肩背七十余斤及竹包竹蔑三万有余，伐桑蒸杵万余”，“径运徽州，直抵甘州易马”。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则是，“诸臣所费不可胜纪，中间死于道路、毙于官刑者不少。递年编迁人户卖产鬻子不能赔完，征解之官百计严督论刻，朽木一空，官民坐家不敢申冤。又水运之处，经历七十二险滩，遭风失火难赔，以此财尽民穷，入西乡各处山林，向应啸聚……山险林深遽难剿灭”。[38]
《呈茶课》揭呈茶课积弊，因而得到朝廷批准，于嘉庆四十年（1561），保宁府的巴州、通江、南江、广元“茶课由征本色改征折色”，使茶农免除了长途运送茶叶肩挑背磨之苦。
川茶出通江茶仓北运的线路，古称“通茶要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四川壁州（今通江）到陕西洋州（今洋县），史称洋壁道。运往甘肃徽州的茶叶，从通江出发，走洋壁道，至陕西洋县——甘肃徽州（今徽县）；另一条是从四川壁州（今通江）到陕西汉中，史称汉壁道。根据2015年蜀道申遗时，笔者参加对米仓古道考察的情况拟列于后，供参考：
①洋壁道线路一：通江县城—毛浴—瓦室—长胜—烟溪—永安—泥溪—长坪—两河口—陕西简池—镇巴—洋县。
②洋壁道线路二：通江县城—毛浴—瓦室—长胜—文胜—沙溪—洪口—澌波—万源竹峪—陕西简池—镇巴—洋县。
③汉壁道线路：通江县城—草池—涪阳—新场—青浴—板桥口—诺水河—陕西碑坝—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