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荔枝道的历史沿革

唐以后的荔枝道

《旧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纪》载：天成三年（928年）四月，“洋州上言，重开入蜀旧路三百余里，比今官路较二十五程而近”。《五代会要》卷二五《道路》亦载，“洋州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二十五驿”。所谓“旧路”，显然是指唐代已有的道路，当是在唐洋州兴道县（今洋县）之南，开通了通往西乡、通州，以连接荔枝道通向川东的道路。这是此一时期对荔枝道少有的整修史例。

入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尤其是政治重心的东迁、北移，使整个蜀道系统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包括荔枝道在内的蜀道系统在宋代却继续呈现发展之势，荔枝道仍是一条连接长安的重要的常行交通线路。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涪州”条载至上都（长安）道路里程：“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二○“涪州”条记至长安道路里程：“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三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中期，记载的是唐中期的行政区情况。《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记载的是北宋初行政区的情况。两书所记唐宋时期涪州至长安道路情况完全相同，而两书在记载涪州以南诸州至长安道路时，除取水路外，往往亦记万州、开州、通州、洋州一线陆路道里情况。严耕望先生认为两书于各州并书水陆两程，颇为例外，而详记去长安路程所经之州县尤为少见之例外，知此诸条所见之由万州北经开、通、洋抵长安之陆路，必为一重要常行之道路无疑（严耕望：《天宝荔枝道》)。但由于荔枝道所连接的地区，地处边远山区，政治、经济地位都不太重要，加之通过的分水岭又相当高峻，道路艰险，所以入宋以来，荔枝道常年失修，呈“废坏”之势。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宋金之间著名的饶风关之战，主要发生在子午道旧线上，但战前王彦从西乡前去饶风关，战争过程中金兵由蝉溪岭绕攻饶风关背后，当分别取道子午道新线和荔枝道的一部分，说明荔枝道仍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但终因隘寨颓坏，久不修整，结果“绍兴以来，南北兵出入并不由此路”(魏了翁撰，方回续：《续古今考》卷九《汉王从杜南入蚀中》，邢凯撰：《坦斋通编（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但这并不是说此道废弃，而是成为区域内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商贾负贩之路。

明清以来，这条古道再度重要起来。严如《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称：“陕省入川之路，其由宁羌、广元栈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乡而进。”明崇祯五年（1632年），革里眼、蝎子块起义，越大巴山到东乡太平（今四川万源）活动。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将左良玉自西乡、汉阴入蜀追歼张献忠起义军，曾经在这条路线及其附近的任河谷道发生过一次战争，史称“玛瑙山之战”。此战左良玉从西乡取渔渡坝，迫使张献忠退守太平县北七十里的玛瑙山，左良玉两军夹击，大败张献忠。明清以来荔枝道的再度重要，更突出体现在其区域商贸交通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大巴山南北的川东北、陕南，历史上盛产茶叶，号称秦巴茶区，其中巴州、南江、通江等县和达州、开县、东乡（万源、城口等）称为“万源茶区”或“川东北茶区”。四川还是重要的盐产地。明、清两代禁止私贩盐茶，大路均设关置卡，严行查禁。正德年间，米仓道设巡检司，凡贩私茶和盐者同罪。于是商贩就利用荔枝道私贩盐茶。明万历年间又在渔渡坝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防止“私茶”出境。但商贩还是越老林，绕过关卡，无论如何险峻，都挡不住逐利动机驱使下人们的商贸行为。

蓝勇先生考证，清代陕西商人用船将盐运到绥定（今南充），再换小舟运到罗文坝（今万源罗文镇）。罗文坝与达县、宣汉交界，历来为川陕交通孔道。因滩多难于行船，盐运多由此弃舟沿陆路而行，北上陕西。故当时罗文坝盐店林立，号为一商埠。渔渡坝位于陕南的镇巴县南、大巴山脉与米仓山脉之间的缺口处，南通万源、通江二县，位于川陕间山区交通要道上。故石泉先生曾说：“从这一带的地理条件看，也应是陕东南地区（大巴山北）古代巴人为秦所迫而南迁入四川盆地的较为便捷之途。”（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清代发展成川陕交界处的一个重要商业城镇，有称：“当秦蜀之交，实负贩往来要道。承平时，人烟凑集，居然巨镇。”（光绪《定远厅志》卷二五《艺文志》）渔渡坝南的滚龙坡，是川陕古道交界的一处重要关卡，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设卡后，每年十月初一川陕总镇都要在此会哨，商谈军务和商务。

清代西乡至川东的道路经常都有维修。咸丰三年（1853年）唐祖友修治今镇巴北打更坝、羊鼻梁、陈家滩、学堂坝四十余里古道。咸丰十一年唐祖友又整治今镇巴北温水峡石路。同年同知沈际清筑滚龙坡关卡。光绪三年（1877年）同知余修凤整修镇巴南小豆坝至杨家河道路，次年又整治镇巴南鱼洞坝、高脚硐石路十里。

(倪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