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一：亲历在重庆收复川江航运权

十九世纪，日本和各国列强对我经济侵略从未停步，清政府以高昂的代价并未阻挡列强的侵略野心。189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英国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不仅取得了在重庆开埠的特权，而且还取得了自制木船或雇佣中国木船，挂英国国旗进入川江，上驶重庆，享有在其他口岸或水域所享有的优惠权益。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战败结束，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同意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逆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许诺“附搭行客，装运货物”。根据“最惠国待遇”特权，早就对我虎视眈眈的日本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享有了在中国的同等特权。从此，我国川江的航运权，从法律意义上完全丧失。

由于川江航道险恶，外国商轮的载重大，吃水深，一时还无法通过川江险滩，因此，这一时期在川江上航行的主要是各国军舰，以保证其在川江流域内掠夺我国权益。在川江上航行的所谓外国船，多是依《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的“挂旗船”，即由外国洋行租用，悬挂外国国旗，享受外国轮船特权的中国长途货运木船。1891年5月26日，立德乐洋行用中国木船装运煤油、海带进入重庆港，成为进入重庆港的第一艘“挂旗船”，以后“挂旗船”逐渐增多，当年年底，进出重庆港的挂旗船就达607艘次，到1899年，多达2，900多艘次，货运量达10万吨。“挂旗船”数量剧增，是甲午战败帝国主义对我川江航运权控制的加剧。

1898年，英人立德乐自任船长兼大副，驾驶“川江轮船公司”7吨小火轮“利川号”试航川江，沿途险滩雇佣我国湖北和四川两省的纤夫拉船，终于到达重庆，成为航行于宜昌与重庆间的第一艘外国商轮。1899年，英商轮船“先行号”也到重庆，以后几年，不断有外国轮船冒险航行川江，一位长期住在重庆的西方人士对我当面戏言：“将蒸汽船的航线由上海开辟到扬子江上游重庆，是现代航运业最浪漫的事业之一。”以后，外国轮船在川江里越来越多，在川江上航行的全是怡和、太古、公泰等日本和其它外国公司的轮船。他们以船大快速和铁甲坚固的优势，经常无故撞翻我国商船，甚至撞翻川军杨森的运饷木船三只，造成饷银八万五千元沉落江底，官兵五十八人被淹死，继而爆发了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南洋街，万县中学和杨森司令部，造成炸死平民三百余人，炸毁民房商店数百家，财产损失数千万元，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共产党人，20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德在万县军部致电告我后，我在重庆发动各界向全国通电声讨并出动我部炮兵向英舰还击。

三、抓住契机，制定计谋，乘势智取。

我在重庆迎来了北伐革命的高潮，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北伐的主要任务。我分析革命形势后，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和政治部教官，国共两党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共同商议过，研究出对策，制定了谋略。我以扶起民族航运业逐步占据川江航运市场为手段，借以实现在川江驱逐最凶恶的日本列强的想法，得到了国共两党四川省负责人漆、杨两同志的一致赞同和支持。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当时也只有一条船的卢作孚，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我联络川军将领中满清成都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师、旅长潘文华，唐式遵，李劲枝（巴中县光辉乡人）等将领和同盟会老友，时任重庆中美合资“美丰银行”中方董事长兼总经理康心如以及溪致和，刘自忠（巴中县恩阳乡人）等工商界朋友一致支持卢作孚，依托同学刘湘掌管四川军政大权的关系，对卢作孚首先委以合川县峡防局长，配备武器，先担负合川至重庆一段嘉陵江防务，行保护我内河运输主权之责，事成后再委以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借以全力支持重庆民生轮船公司逐步成长起来，进而占领我川江航运权，再逐步占据我长江航运权。

川江要想失而复得，涉及外交，军事，经贸和侨民等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和中、日、英、法、德、美等六国的国家利益。鉴于甲午以来“日主中从”的传习和“北洋军阀，勾结于外；同学同事，争夺于内”的国事川局，军政界许多人好于内争而不愿意去收复川江主权，而我个人自北伐成功早有解甲归田的想法。洞察局势，权衡利弊，我主张以四川的实力为后盾，以北伐革命成功，北洋政府倒台的局势为契机，以拒签重庆日本租界合同为理由，以西南地势险要为条件，以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国民团结一致为力量，在重庆和四川全省广泛发动国民，一致对敌。策略与办法是与日拒签王家沱租界合同，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首先收复王家沱日本租界，再创造条件，乘势智取川江，实属各法之上策。为此，我部购买了四条铁甲汽轮并改装成炮艇，我命名为“卫中”“卫国”“卫蜀”“卫巴”号，悬挂中国国旗，命亲信炮兵团长王定帮（巴中县城人）组建“水上陆战营”，命各团挑选在巴河两岸长大，熟悉水性的青年官兵，抓紧训练水上作战技能，在重庆至万县一段长江担任巡逻任务，保护我国商船航行，维护我国长江主权。

四、扶起卢作孚，收复川江航运权的前因后果

我为何要通过同学同事联络驻防四川各地的友军，在重庆扶起民族航运业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呢？是因为日本和各国列强甲午海战后向纵深侵入我国大西南，它们以军舰大炮为后盾，以外国轮船公司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航行于川江的外交特权以及优惠的税收待遇等手段，垄断了我川江航运权，造成中国的官船和民船根本无法与之平等竞争。20世纪初川江航运权丧失殆尽，是近代四川不能回避，也不能忘记的一段屈辱史。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我和川军将士决心扶起卢作孚的起因，也是我立志要为国家为四川为重庆收复川江，收复我国航运权的重要手段和不可告人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