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氏宗祠家塾碑看乡村传统文化

2020年初，笔者在通江县大兴乡（今民胜镇）火铺山村，偶然发现两块邓氏宗祠家塾碑，勒碑时间为民国十年壬戌岁秋八月朔六日。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族人将家塾碑从祠堂悄悄撤走，埋于地下，才得以保存。至2017年，邓廷春等率族人从地下挖出，家塾碑重见天日，立于祠堂旧址。家塾碑每块高2米、宽1.3米，两碑中间有断痕，保存较好。细读碑文，惜断痕处文字无法辨识，但瑕不掩瑜，文辞精美，内容丰富，价值很大。整理、挖掘该碑文对于研究邓氏家族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尤其对当下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碑文共三部分，一是宗祠创建及重修背景、历程；二是族规族训；三是功德录及宗派约定。现择其一、二解读。

一、关于火铺山村建置沿革的考证

《邓氏宗祠家塾碑》有乾隆时期土地权属纠纷产生诵端的记载“……盖此产（家族公产）自启永祖移扎□，被通民三姓侵占越两世，高祖仕珍、汉卿等讼历

据《通江县志》（1998版）、民国《续修江县志稿》、民国《巴中县志》和当地赖氏墓碑记载，并实地走访调查，大兴乡火铺山村在民国早期分为两块，以玉皇庙遗址左侧小沟为界，沟左侧即现1、4、5、6、8社大部分为飞地，属时巴中县明山乡四甲辖；右侧及梁上、坎下的2、3、7、9社等属通江县新场乡辖（清末为通江县新昌里一甲）。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整编保甲，解决飞地带来管理混乱的问题，火铺山飞地划入通江，并属时鸣盛乡（后改民胜）辖。目前火铺山村邓氏后裔主要聚居1、4、7、8社，共220户约千人，大部分居当年飞地范围。

二、宗祠演变及宗族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宗族自我管理在汉民族自古有之，历代官府在编制甲的时候，大致采用10户以上为一甲，按照地域和姓氏，往往把同族人按户编在同一甲，便于宗族管束。宗族对族人的约束和管理，是得到官府认可的，在封建社会的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宗族管理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建祠堂（建总祠、分祠各姓氏规定不尽一致）、设置族规、家训等。祠堂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也是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的场所，还是族亲为了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地方，旧时宗族的决议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邓氏宗祠家塾碑》对于本祠的创建及当时宗祠会的盛况、衰落、重修选址和资金来源，都作了清晰的介绍。“……沿者我族旧有宗祠会，每户出谷三升，逾三周腋果裘成，实堂祖为举，创始□□中叶，基础几失。己卯，予弃业归田，不忍废之垂成，乃与诸叔芝廉、芝彦、芝山整顿旧绪，仅存□之一二，经营数载，略可动功。惜谋之族人，基址不孰，予语于众曰：计□祖宗、子孙，何必与不明？大□皆相商，况我族原有官产可赎，不劳另置乎”。同时又将重修祠堂的目的进行阐述及今后的维护经费作了规定。“予虑蓄积富饶，必有不肖子孙，窃视利权，难昭久远。爰修堂舍数间，遵章立为初级家塾，每年修金六十串”。并进一步明确宗祠官产的管理原则，对后世子孙寄予厚望，言辞凿凿，掷地有声。“他如事关公忿，临时筹量，不得于正额内裁损分毫，免借端生事者蚀蠹中饱。条□列右，兹不复赘。果由此而进垂为家法，伦纪秩然，造就匪浅，人才叠出，门庭必大。末族虽微，亦可家训，诵户□□比迹武城，驷马高车追宗范氏”。

祠堂资产概况、管理原则、使用范围公开透明，勒石成碑，对今天的村务、财务公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