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通江水运

二、筏舟成形有运势

汇溪成河后，賨人、巴人利用“水能浮木”之理，“编木为筏”“凿木成舟”“剡木为楫”，走水，讨生活，尽享水利之便。

《易经》：“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县域内的水上运输，最早是河流漂送、木筏运输、竹筏运输、木船运输、铁船运输，区域作业、短途运输、长途运输。

通江在万山丛中，林木资源丰富。下游城镇所需大量木材，常来购买。彼时不通公路，运输靠人力、畜力，成本高，运量小。每年的6月至9月是洪水多发季节，人们就利用洪水，漂送木材。沿途有人随江而走，搁浅的，拨下水；冲上岸的，收拢，或就地处理或等下次洪水来临。

木筏运输，主要运输木材。木材分方料、长料两类，方料每筏扎一千至二千件，长料即原木，每筏扎四百至六百根。三五个筏子组成一个大筏子，放筏工人称桡工，每二十到四十人不等。每筏有舵爷一名，前后用手语指挥。筏上搭窝棚，食宿其内。木筏经江口、三汇、合川，远达重庆。木筏运输有史可考的是，瓦室镇石洞口石壁上明朝马廷吏等奉旨采伐楠木的石刻，文曰：

永乐四年八月十三日
钦奉圣旨采办木料
本县钦差总甲马廷吏□□□□□等，前在白崖山场内，采办堪中楠木十筏，致十二月拖曳直抵肖口河下，运赴重庆府接迎，赴京交割。
太岁次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记

文中“采办堪中楠木十筏”，以大筏100米，小筏60米计，至少在600米以上。

清朝初期，“渠县初不产茶，于雍正九年（1731）奉令设立茶商，认销通江县茶，腹引五十张（一引为100-120斤，腹引一张即300斤）”。茶引法是宋代茶叶专卖法的一种，沿用至清代。“茶引”又称护票，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茶商于官场买茶，缴纳百分之十的引税，产茶州县发给茶引，凭此引贩运茶可免除过税。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明史·食货志四·茶法》：“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通江茶沿巴江、通江航道送达渠县，年运量达5000斤。

清宣统年间，渠县三汇火柴厂生产的火柴，沿通江、巴江航道行销。

民国时期，通江邮出的重信（包裹）由民船承运至三汇镇；部分食盐改陆运为水运，从三汇装船至江口镇，再转运县东瓦石铺等地。瓦石铺是水、旱码头，物资集散地。江口、三汇、渠县、广安、合川、重庆，乃至武汉、上海等地客商以洋油、洋布等生活用品换取木材、银耳、茶叶、皮毛货等土特产品，生意兴隆。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期，在小江口成立了木船工会，集木船600余只，在大小通江河、长滩河运送红军、物资。

1933年1月，龙治邦船队10只船，在红军战士的押运下，从涪阳运粮4万斤到永安。红军反六路“围剿”前，组织55只船，从江口运谷子200万斤到毛浴、瓦室、永安、通江等地贮存。

1934年10月，“宣达战役”大捷，缴获了刘存厚部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设备，除人力搬运部分外，较重部分船运到罐子潭。当时罐子潭码头，船只首尾相连达十余里。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期，行驶在大小通江航道、长滩河航道的船只达1000余只，运输量达6亿斤，仅粮食运输就达1500万斤。

抗战时期，县木船运输繁忙，民国32年（1943）—民国33年（1944）运出军粮6.3万余石，生铁40万斤。私商更为活跃，往来穿梭，运进运出，通江的“死角粮”经木船工人日晒雨淋，风雨同舟，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作出了通江人应有的贡献。

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军队“强封粮船，估搭兵差，沿河乡镇保甲估拉运粮船夫及运粮民夫抵充壮丁，船家因之畏缩隐避”，有的变卖船只，有的沉船自保，仅少数“交通掌握者”的船只幸存，通江河运受到极大打击。

1950年，全县长航船仅135只，405吨，年货运量10680吨。

1950年1月，通江县人民政府成立，赓即成立了木船工会，把航运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渠道。积极投入资金疏浚航道，建造新船，大力发展航运事业。一年内，新造木船、帆船50只，渡船29只，维修57只。1956年5月1日成立了“五一木船社”，组建运输合作社，建章立制，培训驾长，设立安全员等，船运空前繁荣。至1996年客货周转量达66450236吨/人公里。

1979年后，水上运输急剧减少。一是公路修通，汽车运输更便捷；二是沿河修筑公路时，大量土石倾入河中，河道淤塞；三是开发水能，修建电站；四是水上事故频繁。至1983年县境内仅有渡口和区域采砂船，无常年货船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