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巴州（巴中）“绿营”建制考

巴州营

嘉庆二十三年（1818），川北镇总兵桂涵（四川宣汉人，嘉庆初年组织乡勇，平定白莲教乱，军功卓著，一步步擢升，嘉庆十三年代理重庆镇总兵，随后任川北镇总兵，道光二年任四川提督），禀请四川总督蒋攸铦奏准，始添巴州游击营，自是巴州始有重兵驻防。

《（道光）通江县志》卷之五《武备志·兵制》：“嘉庆二十三年，改“通巴营”为“通江营”，归巴州营游击兼辖。通江营仍设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增设外委二员，有马兵三十一名、步战兵九十九名、守兵一百二十六名，马、步战、守兵合计二百五十六名，马三十一匹。其中外委把总一员，带领马、步战、守兵三十名，分防毛浴镇汛。”

《（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志·武职》：“巴州原设分防州汛把总一员，额兵六十名，隶通巴营守备管辖。嘉庆二十三年，奏准新添巴州营。”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军制·川北镇军制》“通江营”条目：“驻扎通江县之毛峪镇。距镇城（即川北镇驻地阆中——引者注）五百七十里，距通江县（城）三十里。存营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官兵一百六十三名。分防通江县汛，外委一员，步（战）兵四十名，共计官兵二百五十七名。”又“巴州营”条目：“巴州营旧设通巴营。嘉庆二十五年（时间有误——引者注），制宪蒋，以巴州地方扼要，改设游击营。”

《（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武备志·驻防》：“清制，南江县设驻防把总一员，带领马、（步）战、守兵二十三名。初由川北镇直辖，嘉庆二十三年，设巴州营，归巴州营节制。宣统二年裁撤。”

绿营的建制，每经一次事变就有一次变化，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裁撤驻通江县毛浴镇的通巴营及驻巴州城的通巴营巴州汛而在巴州州城单设巴州营、在州境其他险要地方设分汛，级别由原来的守备营升格为游击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之所以从通巴营分离出来，在巴州独设游击营，是有历史原因的——鉴于嘉庆初年川、陕、楚白莲教乱，巴州作为川东北的州级行政组织发挥的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嘉庆帝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时任川北镇总兵桂涵禀报川督蒋攸铦，蒋上奏嘉庆帝设立巴州游击营，便当即获准。上年申报，次年批准，这类程序繁琐，涉及兵力、财力须经兵部和户部通盘考虑的大事，在今天看来，办事效率也是极高的。也由此可知，经过白莲教乱，巴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巴州幅员辽阔，难于管控，诚如严如熤在《老林说》〔收《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中的记载：“职道等再查勘巴山之在川北者，广元路当冲衢，巴州地极辽阔。二十四年，蒋制宪于广元、巴州移安游击营，通巴营守备改专辖通江军府，新开足资弹压。……巴州州判分防之镇龙关，至州城三百余里，而东境之官坝、锅团圆、秋波梁各等处，距州治六七百里，中间横隔通江，所管之丝罗坝、黄中堡数十村庄，名曰一邑，实则隔境。民间完纳、词讼、均多不便。”

蒋攸铦〔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四川总督〕在《添设广元、巴州、绵州三营折》中写道：

……川北镇总兵桂涵，请于各处添安营制，前来臣等查安营设官、拨汛抽兵之事，必须斟酌尽善，彼此咸宜，不致畸轻畸重。其兵丁之饷干、米折，各官之养廉公费，亦需通盘筹画，于经费无短绌之虞，方可行之久远而无弊。……窃照川省自平定金川以后，历次筹议营制，分别拨改增设，边防已称周密。惟川北沿边一带，地方辽阔，民俗嚣浮，情形尤关紧要。……巴州一处，在川北镇驻扎之，东北地则袤亘数千里，界则毗连陕境，山深箐密，最易藏奸。向系通巴营派拨弁兵在彼防守，地广兵单，亦不足以资弹压。……其巴州一处，亦应请添设游击营，分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委二员，安兵四百五十名，并将驻扎通江县属之通巴营守备一营改为通江营，亦归巴州游击营兼辖。则界连陕省之通巴、南江一带，弹压巡防，更可期其得力。……新设巴州营游击、守备各一员，即以崇化营游击、守备移驻，均作为题缺，归于川北镇统辖所有。川北镇原派分防之南江、仪陇两汛弁兵撤回，各本营将汛地归于巴州营管辖，由该营另派弁兵分防，其原驻巴州汛弁兵亦撤回，通江本营改拨通江县属之竹峪关汛。将竹峪关原有弁兵撤回，绥定、太平各本营，差操至崇化营，应行改设都司。……查新设各营每兵百名，应以“马一步二守七”安设。……巴州地处僻隅，粮价本贵，酌中定议，每斗给银一钱六分四厘，共应给银四千八百三十八两四钱三分六厘。又拨入军标外委二员，应得米折亦以每斗九分五厘支给，应给银六两八钱四分，总共应给米折银四千八百四十五两二钱七分六厘，计余出米折银三千四百九十三两二钱六分。……巴州亦系游击营，分且地居险要，每年拟给公费银五百五十两。……而自广元以致省会，及巴州、通江一带辽阔地方，均有重兵分驻，犄角相维，处处声息相同，毗连陕省边界，足资控制，于营制似更为周密……

以上便是撤销通巴营分设巴州营、通江营的原因。

（作者：周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