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与巴州

据《（嘉靖）保宁府志》记载，“严颜祠在（巴）州治西一里，（蜀）汉建兴十二年（234）立祠于墓旁。”

在宗泽离世三十多年后出生的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四《舆地碑记目》中引唐德宗贞元元年（785）韦曾《严将军庙记》，言严颜庙在巴州城西门；宗泽《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巴州城内有忠义庙（义济庙），祭祀严颜和张飞，以上文献均未言严颜有墓在州城。州城西门外严颜墓及碑乃明崇祯十五年（1642）巴州知州业可绪建立，清乾隆八年（1743）重建。至道光初年，墓碑、祠庙已破败不堪。道光九年（1829），巴州知州陆成本增修前殿，刻大石像祀之，撰碑记，题匾、联，并于殿后建望江楼。前殿为瞻拜之区，后楼为游息之地。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巴州代理知州朱锡谷又补刻墓碑，立于严公祠前殿右侧；光绪元年（1875）春，巴州知州金凤洲培修望江楼，并作《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

严颜“没千有余载，巴人事之如存，岁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尝亲见其人，躬被其惠泽不可忘者”，州人祭祀甚谨。“凡过其门，无老壮贤不肖，必以手加顶，至于再三，如神灵真在其上。以至雨旸之愆，疾病之苦，率诣祠祷之，无或不验”。鉴于此，北宋末年，巴州知州多次将严颜“显灵”之事奏报朝廷〔一直到清代严颜庙都还在“显灵”：大的事件一在咸丰十年（1860），一在同治元年（1862）；平常州人“疾病之苦，率诣祠祷之，而无或不灵”，详见同治十二年（1873）任巴州知州的金凤洲光绪元年（1875）所作《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朝廷顺乎民意，赐严颜庙额“义济”，为严颜加封爵号“英惠侯”，巴州严颜庙被称作“英惠侯义济庙”，并将巴州百姓对严颜的崇祀由民间信仰变成国家典祀。

唐末五代，“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欧阳修《新五代史·序》）。伴随着兄弟杀伐、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长期笼罩在皇帝头上的“上天元子”的神光被彻底剥夺，历代儒士和历朝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伦理纲常成为赵宋皇帝和士大夫们的要务。一方面儒学家们依据儒家经书阐发义理，欧阳修为褒奖王室、激励忠臣而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孙复为“尊王攘夷”“诛乱讨贼”而著《春秋尊王发微》，“二程”《语录》把纲常伦理说成万古不变的“天理”；另一方面朝廷采用追赠爵号、赐予庙额等形式来表彰忠臣义士。仅三国蜀汉人物受到宋廷加封赐庙的就有多人，其中关羽、张飞和严颜同时在两宋之际受到朝廷封赠。

严颜，东汉末年益州巴郡太守，生平事迹不详，唯与张飞攻守巴郡之事附见于《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张飞》——“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此即正史记载的“张飞义解严颜”事。巴郡之人，有感于严颜之忠义勇烈，历代建庙祭祀。

宣和四年（1122）冬，新上任刚三天的巴州知州（姓名不详）便谒于英惠侯义济庙，礼甚恭。宣和五年（1123），知州担心春季干旱、秋季雨涝，便率官吏到庙里祭祀，有求于严颜冥冥之中保佑巴州风调雨顺，结果有求必应，是年州人喜获丰收。宣和六年，州署代表朝廷举行例行祭祀大典。这一年，宗泽正好判巴州，与知州等官吏一同参与祭祀。知州恭敬地走到庙前，见祠庙破败不堪，内疚地对属下说：“按朝廷有关条例规定，英惠侯在常祀的典章之内，并且有德于巴地之人。今天祠庙破败不堪，摇摇欲坠；房顶漏雨，室内潮湿。祠庙不能遮风避雨，连人都不能居住，神岂能在此安居？《左传》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况且本州年年五谷丰登，朝廷德泽下流，饥饿的人有饭吃，劳力的人休养生息，无抢劫偷盗，牢狱空空，人民安居乐业，一方得到治理，现在正好应该祭祀英惠侯。”言毕，现场办公，安排部属着手修缮义济庙。

不要百姓捐募，也不许其他渠道筹资，州署官吏纷纷捐俸钱，不到两个月时间，义济庙修缮维护工程告竣。修缮之前的义济庙地势低，现在地基加高了；原来堂屋狭窄，现在变得宽敞明亮。举行落成典礼仪式之日，知州带领僚佐又来祭祀，知州亲自撰写祝辞并大声朗诵。祭祀结束，众人一致认为，如此崇隆的祭祀，可谓真心诚意，没有辜负英惠侯的保佑。知州对站在一旁的宗泽说，宗监郡，你文字功夫好，拜托你写篇文章记载这个事情的经过吧。宗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就写了《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这篇文章。

从作文这件事看，可知宗泽与时任知州相处融洽，彼此尊重，并未抬杠争权、相互拆台。当然，严颜是宗泽极钦佩、敬仰的人，他也乐于做这样的事。

宗泽在《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中评价严颜“智”“忠”“勇”“义”兼而有之，赞美严颜“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劲气，金石之坚。智足以谋，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断，而惟义是为。使之遭盛时，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权，必能奋不顾身，行其所志，而尽其所长。勋烈之伟，名节之显，当与古社稷臣比肩矣”。同时，又为他的遭遇哀不幸：“惜乎！生而不幸，委质于僭窃之牧，使功名不显于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为立传，本末不见于后世。仆每读《张飞传》，见侯行事，未尝不废卷太息，而为之横涕也。”最后，感慨万端：“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声媚色，期就软熟，巧为进取，冒躐华要。或不得已而补外，犹窃名藩巨镇，坐尸宠禄。一旦事出非意，神气骇夺，莫知为计。甚至于变服杂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灵鱼肉贼手，国家果何赖于鼠辈为哉？然则严侯之忠谊，诚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万世而无替。”

宗泽借严颜“智”“忠”“勇”“义”及怀才不遇与当世奸狡窃权、苟且偷生的一些达官显贵对比，同时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隐喻自己对朝廷赤胆忠心，宁做“断头将军”，不做“降将军”视死如归的决心，为日后的人生走向做了预设。

南龛寺（即光福寺，遗址即今巴州区南龛摩崖造像前的台地）古楠树植于齐梁时期。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四月十三日，巴州刺史严武作《奏请赐巴州南龛寺题名表》，请求唐肃宗为南龛寺赐名，唐肃宗赐名“光福寺”。之后，严武作《题南龛光福寺楠木》诗，御史史俊也有唱和之作《题巴州光福寺楠木》。此时，楠木已近三百年树龄。

宗泽到巴州任职不久，三个月之内，就两次前往南龛寺观瞻古楠树，读严武、史俊刻在石壁上的《题南龛光福寺楠木》同名诗（诗刻南龛老君洞石壁，严诗今日尚清晰可见，史诗字痕已一半漫漶），感叹古楠树“老于岩谷而可怜”，于是慨然操笔而作《古楠赋并叙》。

宗泽在赋中感叹：“吁嗟！斯木之异兮，有不遇之穷”“抑亦岂无工师之良，识尔材之非常？用之为栋梁，则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为舟楫，则足以济巨川之汪洋；用之为宗庙社稷之器，则足以参鼎鼐、交神明、荐至德之丛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于穷山寂寞之乡”。在赋中，以三个“尔胡不”、三个“用之为”说明古楠树生不逢时，不为人识的遭遇。此乃作者以古楠树自况，发泄胸中不平之气。最后，以“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时而动，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为，姑亦付之一梦”自谓，声明受恩深重，甘愿淡泊自处，守正待时。此乃作者怕招来笔祸的夫子自道。《古楠赋并叙》通篇借景抒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字里行间，抑郁之气扑面而来，令人唏嘘。

五十六年后，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古楠树因根腐朽，于该年七月四日下午仆倒在地。淳熙六年（1179）任巴州州判的赵善期（号成父，宋太宗七世孙）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见南龛老君洞后壁摩崖石刻）。古楠树仆倒之前，赵善期还用郑国公严武《题南龛光福寺楠木》诗原韵，作过《古楠歌（用郑公韵）》。从栽植到仆倒，古楠树大约活了七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