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与巴州

二

宗泽判巴州，其政绩《宋史》本传无载；因岁月绵远，民间也没留下零星的、可靠的传说，故今不可考。

在巴州，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候。斯时，金国已在北方崛起，辽、金、宋之间正展开激烈的争斗。忧国忧民的宗泽却在西南边陲的巴州坐“冷板凳”，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他不能实施抱负，展示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也是人之常情。比之日后他干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宋史》在为他立传时，判巴州一事的权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修史者取舍素材时的审慎起见，并无厚此薄彼之意或有意为之。

宗泽对巴州的贡献，在于他创作的三篇传世名文，即《贤乐堂记》《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古楠赋并叙》。

贤乐堂遗址在今巴州区政府与区图书馆之间。宣和六年未修此建筑前，这里是巴州通判办公处北面、也就是临巴江边不远约数亩的荒地。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至宋徽宗宣和六年，五十多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多个通判。这些通判在任时，都未整治这块荒地。其中，有心整治的，“足迹及之，往往掩鼻蹙额，唾之而去”。其他通判就视而不见，从未留心此事。宗泽到巴州任职几个月后，有一天，来到这块荒地里，四面观望，反复察看，忽然有了感悟，认为“天下佳处，尝藏于众人不识之地”，认为是专门等他来改造此地，才能显示它的美好。“于是，斩荆棘，锄蓬茅，易败坏，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凿之。首构一堂，独擅群胜”。站在堂前，抬头观望，“四山回环，如列屏嶂，争雄竞秀，来人目中”。因贤乐堂地基筑得较高，加之那时无城墙，州城附近山川风物一览无余，尽收眼中。站在堂前，人们一边观山望景，一边感慨“岩花春盛，木叶秋落，于此可以鉴荣谢；岫云朝出，林翮暮归，于此可以喻出处”。堂的东面，深挖土石，建了一个大方池，周围植竹，因一时没有想好妥当的名字，勉强命名“竹溪”。流往方池的水边建一阁，取名“思逸”。有了池、阁，就“可以想见徂徕之侣，依翠阴，俯清涟，放浪沉饮，高吟大笑于清圣浊贤之间，脱然远迹于声利之场也”。堂的西边，凿了一个曲池，种上桃树，枝叶覆盖了池中的假山，取名“桃溪”。跨溪为小桥，命名“访隐”。有了曲池、小桥，就“可以想见武陵桃源，流水莹碧，落英泛红，渔舟之子，访昔隐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洒然如出风尘之外也”。堂居池、亭、桥之间，翠竹、桃花、流水、游鱼、假山等众美并见，就给堂题写匾额“贤乐”。

堂名“贤乐”，取《孟子·梁惠王》“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句意，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才能享受这一种快乐，无道德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在内心体验不到（省略内容为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桀之事举例）。古代的人（周文王）与民同乐，所以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建贤乐堂，宗泽将此举与周文王建“灵台”“灵沼”相比，不免有些自诩，但这样的类比是对自己的激励。古人就是一面镜子，要知行合一，唯有从一件件惠及民生、快乐百姓的事做起。涉及“乐”，尽管未能超越前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醉翁亭记》），但宗泽的初心是真诚的。

昔日的荒污之地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一个公园，宗泽会心一笑，有了小小的成就感：“昔者恶木蔽天，不翦不伐，枭鸱捷鸣于其上，今则桃李成蹊，松柏如盖，春莺鸣，秋鹤唳矣。昔者蔓草据地，不芟不夷，蛇虺蟠伏于其下；今则兰杜夹径，芙蕖满塘，鸳鹭游，嘉鱼跃矣。”

公园既成，正是“时序之良，景物之美”的季节，州城居民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无论是站在堂上观山望景，还是在堂的前后左右漫步，游人皆赏心悦目，心情舒畅。

州城有了一个居民游乐的新去处，宗泽与民同乐时，认为快乐尽管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情感表现，但每个人的“乐”又有所不同，从人的精神层面来说，有外在的“共乐”和内心的“独乐”两种。“或举白痛饮，或挥麈剧谈，或射、或弈、或琴、或啸，披襟清径，弄花香渚，终日与鱼鸟相乐，恍然无异濠梁之观、海上之游也。此其所乐，人之所同者也”，这是外在的“共乐”。“若曰是地不过数十步，山得无谢昆仑之高乎？水得无谢云梦之大乎？堂得不为大厦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与泰山同体，一勺之水，与沧海同姓。堂高数仞，榱题数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为。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虽在环堵之间，旷兮曾无异乎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也。此之所乐，己之所独也”，此为人之“独乐”。“人之所同，其乐自外；己之所独，其乐自内。二境虽不同，要知非贤者，则不与知也”。在阐释“共乐”“独乐”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及命名“贤乐”的意义后，宗泽认为唯有“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抑或说作为士大夫的人生最高境界和人格理想。

巴州昔为巴郡属地，故有巴郡太守严颜庙供州人祭祀。严颜庙遗址在今巴州区草坝街将军宾馆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