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凡窃木者，有刑罚。”
山虞，即掌管国家山林之官，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法律法规，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有山林资源的地方就设藩篱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林衡的职责为掌管巡视林麓的禁令，平均该地民众守护林麓的任务，按时统计其守护林麓的成绩，该赏者赏，该罚者罚。如果砍伐木材，则应该遵守山虞下达的法令，而掌管其政令。郑玄对“计林麓”注云：“计林麓者，计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盗窃，则有赏，否则罚之。”
另外，《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中的“山师”也有掌管山林、护林灭虫的职责。
古人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虞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我国不少朝代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比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明清以降，皇柏林一直属于国有，每株古树挂牌编号备案，由知县安排专人管护。知县离任，具册交接。数百年来，尽管皇柏林“禁伐”，但还是多次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合法”破坏。清咸丰年间南江县知县谢元瀛〔浙江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举人〕在《南江校士馆记》一文中写道：“今余来莅是邦，会是邦有建造考棚之役。既拓基于县治之东，偏倚城垣而度之，其材则取诸邑之古柏林。柏林虽向系封禁，然以公济公，未为不可。况其时大府尚未委勘奏复，故前任亦允准绅士所请，采而用之。甫立大堂数楹，即受瓜代。余下车敬遵奏案出示，照禁封禁，以为地方永远荫庇。”咸丰年间，官府建修南江县城考棚等科举考试公益设施，皇柏林横遭砍伐。前任知县任期满，谢元瀛接替，“下车敬遵奏案出示，照禁封禁”，皇柏林才受到保护。至民国十一年（1922），《南江县志》记载当时皇柏林古树“大至数十围，多至四千余株”〔民国十六年（1927），南江县实业局对皇柏林古树挂牌编号，树木统计数据为七千余株，可能将幼树也列入其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据生态学家曲仲湘调查统计，皇柏林古柏现存四千余株（见《南江县皇柏林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十五日，国大代表李蜀华借筑巴（中）南（江）公路为名，召集三百多民工在石矿坝一带破土开工（因前期筹集的筑路钱粮被承办方贪污、挪用，加之当时通货膨胀，半年后工程停工），大动斧钺，殃及皇柏林，古柏由原来的四千余株下降到三千八百九十株（1952年6月重建沙河至南江县城公路时的统计数据）。1972年，南江县农林部门按照县革委会要求，对皇柏林古树逐一清点，实存胸径一尺以上古柏二千九百一十三株。1985年，南江县林业部门再次核查皇柏林古树，包括自然枯死及山洪冲倒的十九株，尚存二千八百零八株。
明清以降，官府对皇柏林的管护时松时紧、宽严不一。“禁伐”何时严格何时松懈，因人而异，也就是与地方官的重视程度有关。地方官重视此事，便严格执行“封禁”律令，皇柏林便暂时得到妥善的管护；如果地方官对此事漠不关心、态度暧昧，“封禁”律令就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管护之事也就流于形式。虽然终难禁绝各种原因的破坏，总体而言，明清以来，官府对皇柏林的管护还是功不可没的。不然，我们今天也看不到幸存的皇柏林。
据在皇柏林附近发现的某年六月二十四日，由唐继松、张帮全立的石碑记载：“……县属蓄松柏数万……系该铺司等任看守示之……严遵勿违……”从残碑上仅存的文字看，当时南江县的铺司除了传递公文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管护铺递沿线的树木。
清制，各省腹地的府（厅）、州、县皆设铺司传递文书，各州、县每十五里设铺一所，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四人。四川省于雍正末年乾隆初期逐渐在一些州、县设立铺递。这块管护树木的“禁碑”或许就是这个时期立的。
民国十六年（1927），南江县实业局发禁令：“遇有盗窃皇柏林一株者，罚洋一百元。”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曲仲湘撰写《南江县皇柏林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将以前保护皇柏林的办法加以完善，不但盗伐全株者有处罚，而且砍枝剥皮者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惩处。附带记一笔，曲仲湘在南江县考察皇柏林之前，先后还到巴中县、通江县考察了银耳栽培情况，写成论文《通南巴白木耳业调查》。该文与《南江县皇柏林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先后发表于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主办、出版的期刊《建设周讯》1937年2卷6期、1937年2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