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将观音岩1、2号龛的观音像与佛像所体现的特征，置于整个四川地区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序列中看，与宋代比，从龛型到造像风格均变化较明显，与明代造像则有部分相似之处。至于桃形肉髻、袈裟披覆方式等特征很可能是受到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
（二）与杭州飞来峰摩崖造像比较
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元代摩崖造像以杭州飞来峰造像最为丰富、典型，其中包括汉式、藏式的菩萨、佛像。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观音岩1号龛菩萨造像与飞来峰35号龛汉式菩萨像[15]均面部方圆；头戴宝冠，冠较高，上侈下敛，雕刻精细；均着双领下垂式大衣，衣摆覆于座前（图一一）。1号龛台座呈石灰岩溶洞状，与飞来峰水月观95号龛、54号龛，特别是22号龛台座相似，均为汉式造像台座样式[16]。
观音岩2号龛佛与飞来峰64号龛藏式阿弥陀佛像[17]均额方颊圆，肉髻呈桃形，螺发[18]；均肩宽体硕，脚趾刻划清晰；均身着覆肩袒右式袈裟，唯观音岩佛袈裟宽大，衣褶明显，飞来峰佛衣薄贴体，衣缘饰纹样；莲座均为扁平复瓣仰莲座，由于风化，已不辨2号佛莲座是否如飞来峰佛莲座上沿一样，也有一圈连珠纹（图一二）。因此，观音岩1号龛为元代汉式菩萨像，2号龛为元代藏式佛像的可能性很大。
四、结语
蒙元争夺南宋巴蜀地区从1227年初入当时四川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到1279年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县东）降陷为止，前后总共持续了五十二年[19]。此后，藏传佛教作为元朝廷确立的国教在该地区积极推广起来。通江地区是元军较早占领的川北地区之一，观音岩摩崖造像作为藏传佛教推广下的产物，具有元代汉、藏式造像的诸多特征，与四川地区宋代摩崖造像相比发生了嬗变，而为日后明代所继承，在元代摩崖造像遗存极为少见的四川地区显得尤为可贵。
附记：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3ZD&101）阶段性成果之一。
来自：《文物》 2019年07期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通江县文物局、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调查：邓天平、余靖、干倩倩、邓宏亚、赵川、王丹
摄影：邓宏亚
绘图：赵川、邓宏亚
执笔：白彬、邓宏亚、王丹、邓天平、雷玉华
[1]包括诺江镇佛耳崖、东山乡白乳溪、文胜乡佛尔岩、文胜乡马家岩、杨柏乡佛尔岩塬、董溪乡土墙坝佛儿岩、涪阳镇狮儿梁佛儿岩等。
[2]本文的左、右侧，均以龛像的左、右为准，即与观看者相反的方向。
[3]通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通江县志》，第81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4]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有三处摩崖造像时代被记为元代，分别是三台县大佛寺、遂宁安居区大佛岩、巴中通江县梭垭梁。参见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第353、419、95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三台县大佛寺，现存一尊汉式弥勒佛，年代尚有争议；遂宁安居区大佛岩，现存造像已被改刻、妆彩，虽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妆彩记一条，但不足以说明造像为元代所造；巴中通江县梭垭梁，保存较差，元代造像基本无存，现存多为汉式罗汉像。
[5]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北山石窟卷》，第75、99、123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
[6]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第81~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7]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8]同[6]，第175页。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安岳县圆觉洞摩崖石刻造像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宝顶石窟卷（上）》，第84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
[11]王达军《安岳石窟》，第132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
[12]王鑫《玉蟾山石窟佛光深处有菩提》，《中国西部》2015年第11期。
[13]同[7]。 [14]同[7]。
[15]杭州市历史博物馆等编《飞来峰造像》，第20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6]同[15]，第166~168页；朱晨《中国龛窟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杭州飞来峰元代造像研究》，第65、66页，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7]同[15]，第129页。
[18]这种发型是藏传佛教佛像的显著特征之一。参见赖天兵《杭州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艺术》，《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19]陈世松《试论蒙古取蜀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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