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爷爷(叶良一)讲抗战的故事

第一，出兵出将

爷爷给我讲过，抗日战争初期，巴中县抗日预备役部队组建和训练的概况，所以我对巴中三个常备团和彭焕章等人这些名字是很耳熟的，巴中的抗日新兵就是从县特种壮丁总队，即预备役队伍输送出去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他给别人解释，我默默地记住了“我回到家乡，有我在通南巴，我们就要拿出训练有素的队伍，拉到抗日前线去。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与鬼子拼杀。我曾在日本教官下学习，深谙日军的残忍之道，不能让刚来的新兵就到中原打日本，不能让我们的子弟白白送死。我们四川的一个兵，在自己的国土上，总要杀他两三个侵略者才化算！我们能有这样的川军队伍，全国人民才看得起四川人！世界人民才看得起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巴中民团训练以步兵武器为主，冬季以保为单位集训，集中到乡检阅。1939年8月，从每保抽壮丁全县调集4500余人，组成3个团，9个营，39个连，3个特务连，由县特种壮丁总队副彭焕章、王光熙、李龙成三人分别担任一、二、三团团长，在县城进行军事训练。每保筹款，全县共筹款万余银元。”四川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八年抗战，四川出兵总计三百五十万人，占全国兵源的百分之三十。”

通、南、巴一带，虽然查不到准确的数据，爷爷曾对我说，“抗日战争中通南巴三县征兵至少在五万人以上，巴中一县就有二万人，出兵人数占全省百分之五以上。”

爷爷对我说，“川军首领刘湘病死前线，继而武汉失守，川军被老蒋任意宰割，四川行政被老蒋分化，刘湘的接班人潘文华奉调回川，担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上将主任，辖三十二县，1939年2月在巴中设置师管区，负责二十余县新兵训练任务，现在巴中中学和巴州二小的校园就是当年抗日练兵屯兵的地方，从巴中输送抗日前方的兵力约十九万人。我家邻居，巴中县城钟鼓楼街的中学生王国安等一百四十人，应征入伍到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印度对日作战，归美军史迪文将军指挥。他们在缅甸，发挥川人适合于山地作战的优势，成功地解救了被日寇围困于山沟，已陷入绝境的英国盟军一个团，受到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官蒋介石的通令嘉奖。”当年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幸存者、巴中县白云乡大毛坪的陈嘉章，曾任川军潘文华部上校参军，参加过著名的武汉保卫战，1949年参加川军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是巴中政协一至十届委员，九至十届常委，享年87岁，他生前与我爷爷一起，向我讲述过很多抗战故事，巴中县恩阳区石城乡人张子完，在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麾下任上校团长，1937年数九寒天，我爷爷在广元为出川将士送别，见他足登草履，身着单衣，与武器落后和装备简陋的川军官兵一起，北出剑门，东进潼关，直扑鲁南，首战固守滕县，歼灭日军主力板坦师团四千余人，师长王铭章殉国，团长张子完率部指挥滕县巷战，逐屋抵抗，战斗到最后一人。这一仗，全师五千余人，全团一千六百余人，全部伤亡，其中巴中籍军人就有二千多。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刘湘属下的李家钰率47军在1938年初与日军第108师团25旅团长、年轻气盛的苫米地少将激战。长治一战，日军出动空军支援，由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坐在机舱里指挥围剿，但遭遇的抵抗空前激烈，在阎锡山守城的驻军望风而逃以后，坚守城池的川军几乎全体阵亡，战至最后一人，指挥作战的国军第47军312旅旅长李克源少将，在城池失陷后竟自刎身亡，以死来实现他与长治城共存亡的川人誓言。正如晚年归国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抗战中川军以寡敌众，写成了川军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爷爷说，八年抗战，通南巴三县出征将士五万余人，初略统计，阵亡一万六千人，失踪二万余人，负伤回乡仅一万余人。

可歌可泣，不管是为国捐躯者，还是伤残幸存者，由于历史原因，除极个别外，没能留下烈士们的英名，至今也没有人去收集和整理这一可以告慰先烈们的事情。

第二，出钱。

四川档案馆提供的档案证明：抗日战争期间，全国除西南的西北边陲外，全部沦陷。民国中央政府驻重庆八年，全国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四川，而川东北特别是通南巴三县，相对富庶，淳朴憨厚的大巴山人民忍辱负重，勇挑重担，与全省共同承担了抗战八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