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无华——仅以此文祭奠曾祖李发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九八二年，我们家收到了县政府追认我的曾祖李发清为“烈士”的通知，并发给抚恤金200元。父亲说，再凑点钱，给曾祖母修一下坟吧！至于发清祖他老人家也不知安息在什么地方，只能多给他烧些纸了。

迟到五十年的平反通知，对他，对我们家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我家住在沙溪镇苏坪村的寨坡里。是春阳高祖从本村的李家湾搬到这里的。

原来这里是一面荒坡。春阳高祖是个石匠，来后开始创业。每天起早摸黑，吃糠咽菜打田凿地，终于将一面荒坡变成了良田。由于劳累过度，刚跨入五十，就一病不起。

发清祖是春阳祖的长子。由于是从艰难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从小就是一副倔强、直率、豪爽、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爱为穷人出头，喜欢打抱不平。

据传说，当年李家族分下有一寡妇，被当地一王姓无赖苦苦纠缠。找到发清祖哭诉。发清祖邀约了几个李家子弟，守候在附近。一天晚上，当王姓无赖进屋后，发清祖们将房屋四面围住。前门的人齐声大喊“捉贼”。王姓无赖，慌忙打开后门一步纵出……。

从亮处初入暗处可说是两眼抹黑，不辩方向。这一纵，恰好扑到牛圈里一头黄沙牛身上。黄牛受惊，一剪跃出圈外。

这王姓无赖也是吓慌了，趴在牛背上，紧紧抓住鬃毛，不敢松手。

一声呐喊，七、八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将他紧紧按在牛背上。

这时火把四起，照得通明，王姓无赖的丑态暴露无遗。

“这家伙真是道德沦丧，连牛都要×，大家快来看哟！”

王姓无赖是羞愧难言，有口难辩。

原来这是发清祖的计谋。王姓无赖颇有田产，王家在当地也极有势力。如何惩戒王姓无赖，又要保护李家寡妇的声誉，这是个颇费周折的事。

发清祖想出了这个办法。前门只是虚张声势，后面才是埋伏的重点。原也只是想将王姓无赖逼到牛圈里，让牛踩踏，受些皮肉之苦。结果事情变得极富戏剧性，搞得王姓无赖身败名裂。王氏家族虽是人多势众，却也难于起齿，不好帮忙说话。

发清祖虽然识字不多，但能言善辩。团近四邻有什么事都要相帮，有什么纠纷都要出面调解。在当地充当了“乡约”的角色（注：“乡约”是旧社会对农村地方那些协调矛盾，调解纠纷人员的称呼。相当现在的调解员）。所以在整个苏坪村都很有威信。

一九三二年底，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通江，创立了川陕苏维埃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工农当家作主人！”革命烈火在通江大地上熊熊燃烧。

革命是穷人的饕餮大餐！

尽管若干年后，这里那些缺乏文化的朴实农民都没搞懂“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张国焘在其回忆中说，当地农民认为四方面军这支武装的领导名叫“苏维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农村生产。还算见过一些世面的李成芳么爷说，“苏维埃”是因为红军是在“苏维”那个地方的岩洞里歃血为盟起事的。）但“打土豪，分田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却是穷苦百姓的吗啡。

或许是对革命前途的向往，或许是对命运的不甘屈从，或许是那生就的桀敖不驯的性格，发清祖必然会成为这场洪流当中的弄潮儿。

参加革命的发清祖，其积极的工作态度，极强的办事能力，能言善辩的口才，很为当局赏识，被选为沙溪乡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掌管整个乡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大权。

当时的沙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发俊，是发清祖的同宗兄长，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工作能力，大小事情都是发清祖作主。

当时，沙溪乡苏维埃政府属赤江县（县府设毛浴镇）管辖。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局决定将赤江县一分为二，分为赤江县和赤北县（县府设泥溪场）。拟将沙溪乡苏维埃政府划归赤江县管辖。

消息传到沙溪乡苏维埃政府，立即引起了政府一班人的强烈反响。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沙溪乡苏维埃政府这些人认为赤北县那些人“糟糕得很”（这是爷爷当年给我说的，他也没说清楚赤北县为什么就“糟糕得很”），将他们划到赤北县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需要向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反应他们的意见。

于是，沙溪乡苏维埃政府召集下面各村苏维埃政府的人员共三十多人，杀了一条猪，带足干粮盘缠，浩浩荡荡前往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通江县城请愿。

也许在当时，这一班人认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沙溪乡苏维埃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反应问题是个极正常的事，没什么不对。

但是发清祖们是彻底地错了。他们不知道，任…………。

经过两天风尘仆仆的跋涉，一行人来到省苏维埃政府。省苏维埃政府出来了几个工作人员，将发清祖们一行人带到省保卫局。

一开始，还算客气。有饭吃，有水喝，接待人员态度也还和蔼。

到了晚上，突然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带着一伙荷枪实弹的士兵，说是领导要接见乡苏维埃政府的几个头儿。

发清祖等五人，在这些士兵的押送下不知走了多远，进入了一座戒备森严的院落。四周都是警戒的士兵，一个个神情严峻，透出一片杀气。

这时出来一个当官的，紧绷着脸，眼中一道寒光，一遍一遍地扫视台阶下站着的五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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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口鄂豫皖地区的方言，发清祖们听得满头雾水。

但是，那用力挥动的手臂，那欲喷出火来的眼神，那声嘶力竭的训斥，还有那发着寒光的剌刀，发清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双脚发软，直打尿颤。

冗长的训话终于告一段落。上来一伙人，将发清祖们五花大绑，押到什么地方关了起来。

同来的人感到大事不妙。第二天吃早饭时一个个阴梭阳梭，悄悄溜走了。

发清祖们再也没回来了。

不久，省苏维埃来人在沙溪宣布了发清祖们的罪行：诬蔑红色政权，聚众闹事，起到了阶级敌人不能起的作用……。

哪一条在当时都是死罪。

发清祖还多了一条罪：包庇坏人。

其原因是：

李家湾本家李映芳，并无多少田产。只因过去当过团政，被红军杀了。这团政按说并不是什么官。只因上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社会乱荡，匪患严重。当地士绅组织民团自保平安。这些民团都是当地的青壮年，忙时种田，闲时操练。团政就是组织领导这些民团的头儿。

李映芳死后，留下王氏孤儿寡母，实属可怜。但这并不算完，当时的赤卫军、童子团还一直在追捕王氏。

数次的追捕，都无效果，有人就怀疑是发清祖在通风报信，并且认为李映芳的金银细软也是发清祖藏匿起来了的。

多年后，事过境迁，王婆婆对我们说，要不是清大爹，我骨头敲得鼓响了。

她是被家人捆在柴里，才躲过搜捕的。每天只有当鸡不叫狗不咬的深夜，家人才敢端饭去吃。直到红军走后才见天日，周身长满了湿疮，一直都未治好。

但金银细软之类财物发清祖并未藏过。

“因为当时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后来，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都十分友好。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川陕苏维埃时期，由于张国焘的左倾，杀了很多人；红军撤离通江时烧了很多房子。这里既有有钱人，也有很多无辜的穷苦百姓，还有许多红军干部，苏维埃干部，甚至红军的高级将领。

据《张国焘传》（作者：姚金果、苏杭，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记述：

“……张国焘大开杀戒，杀害了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一大批红军官兵。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内，所载的团以上干部由于受肃反扩大化之害而牺牲者就有75人此处不包括张国焘后来在川陕苏区和长征途中所杀害的团以上干部。，其中在白雀园被害者27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据袁克服说：那时捉一个就问，问了就打，打了就供，供了再捉。地主富农出身的，不是反革命的也清洗，如像袁克服当政委的那个团，连肃反到清洗共八十几个人，内中有连长、排长、支书、青年工作者等，思想上没有经过整风，当然多少有些毛病，如像调皮骡子及说些怪话的人，有一二年历史的、打仗打得很勇敢，很多被清洗出去时哭着不想走，该团的三个连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肃了两个股长，杀只杀了两个，其他都送交上级去了。其他连长、排长、班长等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共100多，虽然尚未影响到共产党员要求脱党，但是三二年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加入党，因为支部书记一捉，一供说下面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

“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也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

“这种毫无限制的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其场面之大、情景之恐怖也是罕见的。张竞回忆说：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指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

“张国焘等人以种种残酷刑罚杀害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对于张国焘在红军撤离通江时，下令烧房子一事，罗学蓬在《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的回忆》第十一章：“撤出通、南、巴”中作了如下描述：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张主席命令3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从恩阳的千佛岩到威州170余里的民房都被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
“这一决策上的重大的失误，也导致了留在川陕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刘子才部得不到群众支持，轻易地被敌人斩尽杀绝。

……

“命令最终是由王波的93师去执行的。

“那是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密密麻麻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王波师长心如刀绞，一抹泪水大吼道：“烧！先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再放火！”

“火烧起来了，红军退到哪里，哭声响到哪里。

“王波再也忍受不了，脚一跺，跑到副军长罗南辉面前诉苦：“日妈哟，烧，烧，烧，烧个锤子！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咋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哟！”

“罗副军长说：“这是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啊，上级说得很清楚，为了推迟敌人的进攻，给进入苏区的敌人制造困难，有利于我军安全撤退……”

“王波吼道：“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烧毁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房子，豪绅地主的房子并不多，也不顺路，我们烧了，走了，穷人怎么办？敌人还会以此为借口，大肆宣传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在政治上只能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军呀！”

“罗南辉说：“你讲这些道理，王军长都在电话里对张主席说了，可结果反倒被狠狠地刮了一顿胡子。”……

当后来了解到，张国焘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于1979年12月寿终正寝于加拿大，竟然活了83岁时，我只能说：这恶魔是上天派下来的天杀星，“为是下土众生作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引自《水浒传》语）

………………

穷苦百姓为什么被杀？

一是当时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严重缺乏，特别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食盐。许多人跑到陕西镇巴，四川南部一带运盐。这些地方是红、白交界处，红军防守严密，只要抓住，不分清红皂白，一律处决。沙溪我所知道的这类人极多。

二是偏听偏信，只要有人告发，立即捕捉，在严刑拷打下，许多人只好认罪，一旦认罪就是杀头的命运。

小时候我从不同的人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对贫穷夫妻晚上睡觉后，男人说“老婆你把我的大衣蹬落了”。这话被一个积极分子听到了，报告了上级。刚好附近一个地主家过去有一件大衣，这件大衣一直没有下落，这家人与这地主又有些亲戚关系。于是这男人被捕，严刑拷打，最后被杀了。

其实所谓“大衣蹬落了”是两口子苦中作乐的玩笑话。夫妻二人盖的是一床蓑衣，蓑衣掉到了床下。

这件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我外祖父的被杀确是真的天大冤枉。

外祖父秦开国住板凳乡秦家湾，务农为生，家境贫寒。某年本家秦开应办酒，他是支客司。

当地习俗，晚饭过后约零点左右还要宵夜。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除了极少数富户宵夜时所有客人都有席坐外，一般人家办酒，宵夜就是挑客请。只有顶亲的亲戚、地方上有面子的人、送礼多的人才有席坐。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提前给这些人发一支筷子。十二人一桌，桌子上只摆十二只筷子，客人拿着发给的一只，到席上去凑成一双，才能吃饭。这称之为“插花”。

且说秦开应的酒席，有陈某某，算是至亲。家境贫寒，但为了撑面子，费了很大的力，送的礼情不算菲薄。宵夜时，不知什么原因，支客司的外祖父忘了给他“插花”。

陈某某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两家人从此结下梁子。

一九三三年红军到地后，陈某某是村上的干部，早年的一股积冤，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

秦开应田多地广，自知劫难降临，早早开溜，不知藏到了何处。外祖父觉得自己一个穷苦的平头百姓，自然是万事大吉，没把什么事放在心上。

陈某某本想报复秦开应的，那知他溜得快。于是就迁怒于外祖父，向当局告密，说秦开应的金银财宝转移在外祖父家，被藏匿起来了。

于是，不由分说，他老人家被抓起来，受尽严刑拷打，追问秦开应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他老人家自然说不出个所以，最后不知惨死在什么地方。

多年来，通江关于红四方面军的书籍、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揭露张国焘的极左路线在通江的表现的书籍、文章很难寻觅。人们尽量绕开这个敏感的区域，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吊诡。这是通江知识界的怯懦。

一九三四年底，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通江。逃跑在外的地主豪绅陆续返回。白色恐怖笼罩了沙溪嘴。

反攻倒算开始了。我们家是首当其冲。爷爷说，发清祖不被红军杀死，地主豪绅也会要了他的命。

发清祖是沙溪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当时抄家的金银财物，都是他在处理。回到家乡的地主豪绅蜂拥而来，他们认为“经济委员”的家里无论如何都藏有金银细软。于是，翻箱倒柜四处搜寻，牛圈里，苕窖里，火坑里，灶角里，附近的石岩、山洞，旮旮旯旯，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搜了，都找了。家里的一切东西，猪、牛、粮食，锅瓢碗盏，铺笼罩被，桌椅板凳，犁铧耙牵，无论值钱的不值钱的，都抢光了，最后连罐搭勾，火钳都没剩下。爷爷说，如果火联条能搬走，都搬走了。

整整三天，大门小门洞开，任凭川流不息的人们去拿、去找、去搜。

为了逼迫我们家里交出财物，爷爷被他们关押吊打，灌辣椒水、打鸭儿浮水、受尽酷刑。二爷李由芳一看事情不对，连忙离家出走，四处躲藏，最后逃到闫和璋家，受其庇护，才逃过一劫。

最不幸的要数么爷李瑞芳。他曾进过红军彭杨大学（老人们喊的“培养大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彭杨大学）。一直在部队当兵。红军开拔时患了虐疾，未能跟上队伍。后被地主豪绅抓住，受尽折磨，加之身体虚弱，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整整三个月，全家人四处躲藏，无地安身。

这些人大概也觉得实在没什么油水了，才陆续离去。

我的大姑祖爷周丕发，二姑祖爷余开禄都是苏维埃的干部。周丕发本地无法安身，跑到李玉平家寻求庇护。李玉平还算可以，把他安置在余家的庄子上，成为佃户。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老家。周丕发的哥哥也是苏维埃干部，举家逃到烟溪乡，最后病死在那里。解放时，他儿子周正荣带着老母才回到家乡。

最惨的要数二姑祖爷余开禄，在沙溪嘴赶场时，被豪绅王占亨抓住，绑在王坪关王庙的大柏树上单刀二刀剐死。二姑祖母惊吓、伤心过度，一命归西，一家人就绝了。

（幼年，我随曾祖母到仓沟里去。走到廖坪干石岩（小地名）一废弃的屋基旁，一棵柿子树，一个石水缸，半边土灶，荒草萋萋。曾祖母说，这就是你二姑婆家，说完潸然泪下。一九六0年秋，我生产队一个姓王的老太婆突然吊死。其家人嚎啕大哭。这时来了几个工作同志，严令不准发丧，不准哭泣。听大人们说，这王老太婆也参与了杀害余开禄的行动。政府正在调查。王老太婆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

是时也，沙溪嘴可谓村村都戴孝，处处闻哭声。

沙溪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船老板彭爵昌的事。

彭爵昌也是苏维埃的干部，惹下了对头。红军走后，被仇家抓住，受尽酷刑。最后被拉去堕水。

五花大绑的彭爵昌，背上被绑上一扇小磨，在老街上对面的中嘴上抛入河中。

那知这彭爵昌常年推船，水性极好，很快浮出水面。仇家用竹杆按入水中，很快他又浮出水面，如是者三。这时沿河两岸群众越来越多，终于激起公愤。仇家这才罢手。彭爵昌才拣回了一条命。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

但是，我们这个在革命年代众多亲人拥护革命、支持革命、积极参加革命，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家庭并未得到他应有的地位。

我的父亲一九五0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曾任副排长。转业后，一直在村上工作。他的文化程度在当时沙溪乡的村干部中算很好的了，本人也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多次申请入党都通不过。其原因就是发清祖是红军杀了的。

解放以来，一直有这么个政策：凡是被红军杀了的，地主、富农和抗拒红军的人自不必说，就是无辜被杀的贫苦农民，乃至被错杀的红军指战员，苏维埃干部，工作人员都统统当作反革命看待。其家人统统被当成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那个时候入团、入党、提干、参军、读书都要查三代，查社会关系。凡有这方面政历问题的都被打入“另册”。

我的初中同学何光凡，在学校表现很好，曾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校学生会主席。升学时，因其祖父在一九三三年到镇巴背盐，被红军捉住杀了。因此被认为有政历问题，没能读上高中。工作后表现很优秀，积极要求入党。每年向党支部交一份申请书，但就是不能入党。当时的沙溪区区长张凤扬十分赏识，专门到县委组织部汇报。张回来说，组织部说，这类人在入党的问题上是判了“死刑”的。

还有我的同事、朋友徐志业，也是因为祖父到南部背盐，被红军抓住杀了。本人多年申请入党，一直不能如愿。他们两个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入了党。

何光凡曾任中共沙溪区委书记。徐志业曾任中共县党校校长，后来为党作了很多工作。

我幸运的是，从发清祖数起，我已是第四代了，所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这里我想起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毅元帅在《梅岭三章》中写道：“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

但是，……

几十年间，……，这是………………

……

…………

归来兮，不散的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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