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妇女独立团战士刘照林
根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战士刘照林,生前在学校丶工厂丶农村多次做报告的资料,今重新组织整理,以飨天下。
一、童养媳参加红军
四川省川北地区,买卖婚姻盛行,童养媳——“干女子”甚多,她们从小被卖到婆家,过着非人一般的生活,起五更丶睡半夜,整日劳累不说,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极其殘酷的刑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捆绑起来扔进河里淹死。
1912年1月,我的母亲——刘照林,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民胜区大兴乡刘家梁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外祖父是做生意的人,将山里的土丶特产揹到汉中去卖,又将汉中的盐巴和机织布背回通江卖,搞长途贩运挣些苦力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小本生意还算过得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多了起来,又有了三个妹妹,二个弟弟,再好的家也耍被拖垮,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吃了上一顿,望下一顿的日子也作难。
因为家境的贫寒,为了小妹丶小弟的生存,外祖父忍痛割爱,将年近六岁的女儿卖到草池乡罗家坪,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当童养媳。
在婆家,遭受公丶婆虐待,婆婆脾气很坏,拿她不当人看,当牛当马使唤,吃饭时只能吃锅巴和稀饭皮子,一天到晚都要干活,根本吃不饱。冬天,衣服破烂不堪,一只胳膊露在外面,人小又不会做鞋,手脚都冻裂了,有的裂口足有半寸长,走在雪地上,只见血迹斑斑的脚印。睡在牛栏的草窝里,没有被子盖,盖蓑衣,身上生满虱子,也没衣服换。深夜冻醒,寒冷刺骨,没办法,只有偷偷哭泣。如果反抗还遭受毒打,渡日如年,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红军来时,我母亲把打土豪分得的粮食背回家,公丶婆仍然不给饭吃,又挨骂又挨打,日子真是没法过,于是我母亲决心去找红军。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西征入川北,在通江成立了以邝继勋为主席的川陝临时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据地。红军每到一地,打土豪丶分田地,使千百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人人有衣穿,有饭吃。红军是好人的消息不径而走,传向四面八方。
红军解放了母亲的家乡,母亲和姐妺们揹柴去镇上卖,亲眼看到红军里面有女兵,红军女兵待人像亲姐妹一样,还宣传要成立苏维埃政府,红军是打富济贫的,男丶女要平等。还有一些与自已年龄相仿的姑娘,穿着草灰色的军装,戴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领口还钉有红领章,腰间系着宽皮带,小腿上扎着灰色的绑腿,个个神采飞扬。
我的母亲在一个夜幕,逃了出来,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行,天亮时,到达通江方向的黒窝子,看见门口插了两杆大红旗,认定是苏维埃政府,找到了参加红军报名处。
有一个女红军问:“你要干啥子?”
我母亲说:“我要参军当红军。”
她说:你这个讨口子,哪个要妳参军哟,我们这里不收讨口子!
我母亲说:我不是讨口子,我是童养媳,你看嘛,公婆家经常打我,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手脚都肿了。
这时又出来一个30多岁的男红军,他看了看我母亲,对那个女红军说:
“妳不要骂人家嘛,人家不是讨口子,妳看她也不像个讨口子嘛!把衣服给她换了,没衣服穿嘛!” 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很冷。这个男红军,原来是苏维埃主席,他赶快给我母亲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衣服,都是打土豪打来的,进屋换好。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起来又往通江县走。
到了通江,看到很多人在操坝里下操,我母亲就跟到那些后面慢慢走,走着走着就往县政府走,也跟着走过去。到了县政府,我母亲向负责扩红的红军说:“我是童养媳,你们看,公婆经常打我,身上丶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是从婆家偷跑出来参加红军的,巳经没有家了,回去也一定会把我打死的。”
在母亲再三请求下,红军领导终于同意我母亲参加红军了。
刚开始,两个女红军呌我母亲和他们一起做宣传扩红工作,我母亲说:“我离家近,被抓回去就活不了啦,给我找个不能出去的地方。”
她们笑着说:“当兵嘛!哪有不能出去的地方呢?”
我母亲把衣服撩起给她们看,说:“妳们看嘛,打得我周身没有一点好的地方,要是把我抓回去,我就没命了!”
她们商量后说:“南岭要办工厂,妳去吧!”
三、妇女工兵营(做军服丶运粮食)
1933年秋天,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住轧在川北得汉城。一天,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将被服女工厂几个从鄂丶豫丶皖来的“老同志”——林月琴丶王泽南丶刘百兴丶张茶清叫来开会。
郑部长笑呵呵地说:“今天请妳们来商量一件事。我看妳们这支“娘子军”什么工作都能干,揹上背篓爬山,还赛过男同志,真不简单。作风很像战斗部队。”
“经我们研究,妳们今后就不要呌工厂了,干脆改成工兵营,既当工人,又是兵。下面编班丶排丶连。由林月琴任营长,王泽南任政委,刘百兴任付营长。”
“现在的200多人,先编两个连。男同志除留一个管理排长处,其余全部调走。今后,伙夫丶马夫丶号兵全由妳们女同志来担仼。”
林月琴当即表示:“不能当营长。怕当不好。”
郑部长诧异地问:为啥?郑部长似乎理解了林月琴的心情,又问:
“妳从安徽出来,经过湖北丶陕西到四川,路上掉过队没有?“
“我就怕追不上,哪里敢掉队?”
“妳一路上想过逃跑没有?”
“我?我就是一个心眼:坚决要当红军。”
郑部长连连点头说:“行!有这一条就能当营长。” 他又指着王泽南丶刘百兴说:王泽南是个老党员,刘百兴是妳老乡,在家干过游击队,负过伤,军事上有一套。妳们几个要互相配合,带好部队,搞好生产,还要学习政治丶军事和文化…….。
听郑部长这么一说,林月琴打消了顾虑。担当了妇女工兵营第一任营长。
妇女工兵营成立不久,赶上川陕苏区扩大红军。组织了宣传队,分散到各个村寨进行扩红,营里的人教不断增加。
到傍晚,就集合起了一支有七丶八十人的队伍。
一天,刘百兴风风火火地跑进屋,兴奋地喊到:营长!张排长带回了一个连,你快去看啊!
在夾道的人墙之中,只见张茶清挻起胸膛,大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姑娘丶媳妇。她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有的梳髻,有的扎着独辫子,还有的带着项圈和手镯,最后,有一对衣着不遮体的母女俩,引起了行人的关注和切切私语。
她们步代虽不整齐,帶着羞色和不安,但走得很有精神。这是一支少见的队伍,招来满街看热闹的人,全城都轰动了。
妇女工兵营一下子扩充到近500人,足足编了三个连,张茶清担任了三连连长。
下一步是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晨丶中午操练。头一天傍晩,付营长刘百兴就将红旗插上山头。第二天早上出操,刘百兴便领着大家练爬山,开展争红旗竞赛。中午饭后出操,一开始,姑娘们叽叽喳喳,本来是“把拳头握起来!”, 到刘付营长嘴里喊出来, 就是“把錠子握起来!” 一喊口令就笶个不仃。这时,刘百兴便把腰一叉,眼一瞪,大声喊道:笑什么?像个当兵的吗?刘百兴五大三粗,嗓门特别大,简直像个男同志。她一吼,大家就不敢作声了。经过一段时间,队伍硬是锻练出来了,站起队来一条线,走起路来一阵风,唱起“八月桂花遍地开” 的歌来又整齐又清脆。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还经常练习夜间紧急集合。哨子一吹,就慌里慌张将行李胡乱一捆就夹上山了,到山头一看,带的东西撒了一路,有的都丢光了……。接受了教训,于是,有的就琢磨了窍门,看见营里找连长丶指导员开会,就估计夜里可能要集合,就将包袱打好,鞋也不脱,躺在铺上等着。营里发现了这种情况,立即提出要求苦练过硬本领,大家便白天蒙上眼睛练习穿衣服丶打背包,经过多次锻炼,终于能在几分钟内集合好队伍,拉出驻地,过了紧急集合这一关。
每到一宿营地,也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大通铺上平平展展,挎包和米袋子挂在墙上一条线。
恩阳镇是个不大不小的场镇,街道破烂,做生意的人很多,人来人往,拥挤不通。便在很热闹的地方,做了一面“红军被服厂”的红旗,作为宣传台,对面还有总医院的宣传台。组织扩红,号召青年人参加红军,为“赤化全川”丶“赤化全国”而奋斗。
被服厂恩阳河东北面,靠近巴中城方向的一座三合面大院里。是一层楼的木板房,院坝很宽,南边有两棵又高又的树,直插兰天,遮去了半个院坝的阳光,整个院子十分阴凉,清清的小溪从院子旁边流过。
縫紉台就用旧木板七拼八湊镶成一个大宽桌;旧木凳或搬块石头来当凳子用;睡在木楼板上或垫上稻草搭通铺。
当时,被服工厂里沒有缝紉机,全靠手功缝制。针线包是唯一的工具。先学缝纫技朮,军装的质量要求高,每寸要十一丶二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初歩掌握了手工缝纫技朮。
大师付(裁缝师付)先把布料裁好,上衣丶裤子丶军帽丶军鞋丶子弹袋等。
毎天排里的干部从连里把裁好的衣料分到班里,班长再分给个人进缝制。
全以手工缝纫,每人每天可缝军衣半套或一套。主要生产军服丶军帽(八角帽)丶军鞋(布鞋丶草鞋)丶挂包丶子弹袋丶绑腿带等。
开始,功效慢,质量差。一天也完成不了一套单军衣,有的虽然勉强完成了一套,但稀的稀,密的密,歪歪扭扭,皱皱巴巴。缝上装时,有的甚至把左袖缝到右边,把前挂缝在了后边。缝下装时,把裤裆那四个尖角缝在一起,根本不能穿。
张茶清连长丶赵正富指导员下到排里一边做政治思想工作,一边教技朮,一面口头传,一面一针一线地做给战士看,把搭配的方法和要领作详细介绍。大家围桌而坐,互教互学,会的带不会的,不多久,技术就逐渐熟练了。又开展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由缝一套提高到两套,后来,又提高到三套。
1934年5月1日,在通江县开大会,妇女工兵营三个连的绑腿颜色各不相同,一个连是紫的,一个连是灰的,一个连是黒的。队伍把红旗一打,战歌一唱,使战友们和乡亲们刮目相看,用羡慕的目光瞅着我们这支红色“娘子军”。男同志有些眼热,说:郑部长偏心,将好布都给妇女工兵营做衣服穿了!郑部长说:妇女受压迫几千年,现在解放了。她们刚刚抬起头来,穿得整齐一点,有什么不好?
红军为了集中优势力量,狠狠打击刘湘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迅速收紧阵地。被服厂也隨军转移。
组织妇女工兵营的同志负责全军的冬衣丶夏衣丶草鞋丶布鞋丶祙子等,还要往前线运送粮草。加班加点,日夜操劳为红军长征做准备。
川陝苏区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战斗频繁,工厂经常转移。
1935年春,我母亲跟随总部经流二沟到新场乡,开始撤离通江丶南江丶巴中。撤离时,什么东西都揹上,休息时就做衣服丶帽子丶打布草鞋,走路时又揹上,就是边行军,边做衣服。到了苍溪,住在烂泥沟。
我母亲去县里,参加了“党的活动分子会”,听了张国焘的报告。张国焘是江西人,讲话昂昂的,也听不懂讲些什么。
上级指示,有大的行动,彻底轻装。一天夜里,部队紧急集合。部队拉走后,再也没有返回驻地。
1935年3-4月,渡过嘉陵江,开始长征,杨文局(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夫人)为了在行军中不受拖累,将自已年仅五、六个月的孩子送给旺芲坝一个农民家寄养。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四、妇女独立团(运送伤员)
1934年3月,在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决定武装全苏区和扩编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付团长刘百兴。
共编成4个连,一丶二丶三连各有120人左右,四连有90多个人。共有党员230名,团员300多名。团有党委,连有党丶团支部。团部有司号班丶传令排丶马夫丶炊事员等编制。各连有连长丶指导员丶司务长丶文书丶通讯员丶司号员丶炊事班。
为了战斗时怕敌人发现是女的和免得生虱子,以及便利负伤时治疗,同志们一律剃光头,像男同志一样。服装是灰色的,戴八角军帽,扎绑腿,每人有夹被一床,还有登山用的脚码子丶手钩子,以及揹生丶熟干粮用的袋子各一条。连级干部是马枪,战土为歩枪,每人手榴弹两枚。
我母亲听了张国焘的报告,回去不久,总部又把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二团,二团的主要仼务是:
(1)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仑库;
(2)清剿土匪;
(3)运输武器、弹药等物资;
(4)转运伤兵。
妇女独立二团驻在川北旺芲坝一带,担任后方警戒和肃清反动武装的仼务。
团长叫刘百兴,湖北人,很能干,个子较高,也没啥文化,打仗是最凶的了。她是军长余天云的爱人,打杀牛坪时打了败仗,被说成是‘AB团’的, 把刘百兴整到后方来.。余天云军长在雅安打仗时, 说是犯了什么错误, 张国焘派人把他绑起来。过丹巴那河时, 刘百兴听说爱人余天云军长被张国焘杀了, 她很生气, 就跳河淹死了。妇女独立二团,有个男的当付团长。
当时,我母亲在独立二团一营一连当连长,代理指导员。以后,指导员潘家珍来了,她是巴中人,两个一直在连里工作。
一天早上,连里排以上干部和共产党员,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参加会议。这是一次部署转移伤病员的任务。
陈昌奉首长主持,他说:“光是部队转移是很容易的,揹上背包,扛起抡扞就走了。困难的是总医院有1000多名伤病员,其中需要用担架转运的达五、六百人。这些同志为旡产阶级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容许丢掉一个。”
我母亲和指导员回到连里,立即召开班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上级指示,并具体地分配了仼务。然后,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各班丶排长纷纷发言,异口同声地表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仼务。
大个子二、三个人抬一付担架,小个子四个人抬一付担架。
各班都紧张地做开了准备工作,修补鞋子,还老乡的用具,抬过担架的同志,在一遍又一遍的做示范动作,告诉那些没有抬过担架的同志,如何走步子,如何转弯,怎样上岭,怎样下坡等等。
晚上,我母亲和指导员,再次检査了各班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起床,吃饭。队伍迅速集合在一块宽阔的地坪里。这正是暮春三月时节,川北的早晨还相当的冷,一阵北风吹来,树梢儿沙沙作响,人们不由得打个寒战。
指导员向站在面前的战士们讲了话,队伍向总医院走去。按照医护人员的安排,抬着50多名伤病员,迎着金色的朝阳向永宁铺进发了。
从旺芲坝到永宁铺有100里路,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羊肠小路,很不好走,为了安全和抄近道,我们选择的路线,是一条很少有行人来往的山路。两旁荆棘丛生,路面铺满了尖利的碎石子,行走时稍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险。
我们一连大多是18岁到25岁的姑娘,年轻力壮,执行仼务时都有一股子“虎”劲,一出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路。从旺芲坝出发,走了不到30里路,大家己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肩膀也是一阵比一阵胀痛。但谁也不叫苦,只有一个目的:如何更快丶更全安地把伤病员送到目的地。
共产党员李秀英在地主家干活时,经常给地主太太抬轿,有一套抬轿子的经验,成天有说有笑,乐呵呵的,干起工作来,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她和史忠花抬着一副担架走在最前面,不时向后面发出“同志们啦,加油赶呀!” 的喊声。
一迂到转弯的地方,她两个就像老把式那样一唱一和:
“前面大转弯哪!”
“两手扶紧担架杆哪!”
“前面十字拐哪!”
“前摆后不摆哪!”
………。
这样,不仅给后面的同志报了路,而且,逗得我们许多同志噗噗直笑,肩上的担子也觉得轻了许多。
中午时分,太阳散出强烈的光茫。当担架队进入到一抉林阴地帶时。
“休息20分钟!”
司务长给大家分发干粮,弄一点凉水给大家解渴。然后,带两名炊事员,到附近山沟里转了一阵返回来,手中的铁皮小桶轻飘飘,就知没弄到水。
“连长,没弄到水!
“怎么这里会没有水呢?山高有好水嘛!”
“水是有一点,就是太脏了,水里有小虫子,不能喝!”
听了司务长的回答,没再说什么。看着周围的同志们,睁着疲倦的眼睛,在“吧嗒”着嘴唇。
水,多么需要水啊!哪怕少到一人一口也好。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腰里,到那儿去弄水呢?再说,时间也不充许我们在这里耽搁啊!这时,只见指导员抓了一把炒面放在嘴里,勉强咽了下去,接着,周围的同志们也都吃开了。
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知道没弄到水,纷纷将自已的水壶,往我们抬担架的战土们手里塞,但我们都没有接,因为我们知道:水,对于一个伤病员来说是最需要的了。
在我母亲和指导员身旁的伤病员小吴,艰难地支撑起身子,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水壶,一定要我俩喝上几口,我俩婉言谢绝了,他转过身去,坚持又要把水壶递给司务长和李秀英丶向忠花,她们费了好一番功夫,好说歹说,才说服了他。
小吴睁着因激动而充满目泪花的双眼,向我们这些渴得嘴唇发干的担架队员说:
“想起过去在老财家里当长工时,病了不仅没人管,反而逼着我出工。现在,你们用肩膀抬着我们走,一点点水也要留给我们喝。唉,真是太关心我们了!”
小吴的话, 感动着其他伤病员, 也感动了我们, 一时大家都无语。
“同志们,唱个歌吧!” 李秀英喊了起来,便带头唱了起来:
我们红军都是工农起,受了豪绅多少气,
掠夺我政治,剥夺我经济,屠杀我人民,
我们团结一条心,打倒豪坤地主不留情!
歌声在树林里飞扬,在山谷里飘荡,它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疲劳,伎我们忘记了干渴,在一片雄壮的歌声中,我们抬着担架又啟程了。
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也不知下了多少岭。行动越来越困难,两条腿软绵绵,不听使唤,忍受着疲惫和饥渴的折磨。肩膀磨得红肿,担架愈来愈觉得沉重,路旁小树枝和荆棘的敲打与绊拉,许多人的腿被划破,流出了鲜红的血。
连里年令最小、个子又长得瘦小的王小华和于明凤两人抬一付担架,走起路来搖搖摆摆,后面的担架,相继超过了她们,但她俩不气馁,尽量往前撵。
我母亲和指导员担架紧走了一阵,将担架仃下,折回去接替她两个,可是,说啥她两也不要我们替换,只好鼓历她俩一番。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担架旁时,担架上空空的,我们抬的那位党支部书记刘林和同志不见了。我俩赶到前面,只见他柱着一根棍子,正一拐一拐地走着呢!他见到我俩走近了,帶有歉意的说:
“把妳们急坏了吧?没有啥子,我活动活动身子骨。”
他哪里是活动身子骨! 无非是想呌我和指导员休息一会!没容他多说, 我们两把他按倒在担架上, 抬起就走, 这时他还央求着:“唉,让我下来走一截吧,妳们也太辛苦了!”
有些重彩号(重伤员) 也硬要自已下来走, 顿时乱作一团, 使抬担架的战士招架不住,只听见党支部书记一声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大家规规矩矩地躺好, 抬担架的战士们眼里含着泪花,感激的望着伤病员,又上路了。
太阳偏西了,来到一座山角下,小溪流过,山峰上白云缭绕,喝了一点凉水,休息一会就开始登山。我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歩子,极力防止滑倒。抬前头的用劲往前拉,抬后面的用劲往前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登。有时,迂到一个特别陡的地方,抬后面的人,还得用双手将担架举过头,借以保持平稳。
离山顶大概还有半里路,大家都巳累得筋疲力尽了,身上衣服被汗浸透,鞋子的鞋帮丶鞋底分了家,露在外靣的脚丫被石头擦出了血,脚板底上磨赶蚕豆大的血泡。
我连忙叫大家休息,拿出两件上衣撕成布条子,分别给那些鞋子坏了或是已经没有鞋子的同志,叫她们把脚包扎起来。
在最疲乏时刻,短暂的休息是莫大的享受,也为继续前进秧葍了力量。
时间在前进,道路一里一里的被我们踩过去。
在一片夕阳的辉映下,我们翻越最后一道障碍物——一座光滑得只能爬行的小石山,踏入了一条平坦宽阔乡村大道。
当夜慕刚刚拉起来的时侯。永宁铺——我们盼望了一天的小集镇,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
同志们精神振奋地高喊起来:
“到了!” , “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
五、过草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突破刘湘围剿,强渡嘉陵江,到了剑阁,实际上通丶南丶巴这些地方已经放弃了,主力红军撤离了四川。我母亲所在连,毎人携帶歩枪一支,子弹百余发,粮食20斤,每3人准备一付担架,准备长征。
1935年6月,随四方面总部经茂县丶理番到达懋功,一丶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按中央方针应继续北上,由于张国焘极力阻挠北上,经中央与张国焘多次斗争,北上的方针才得以实现。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一丶四方面军分成左丶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开进。
这是第一次过草地,是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草地上气侯很怪,白天还万里无云,晚上却瓢泼大雨。
进入草地后,遍地泥泞,每天阴雨连锦,行走异常困难,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深深泥潭,而丧命。
长征时期,妇女工兵营主要是搞宣传鼓动和运输工作。当部队走至中坝等地时,常遇零星土匪骚扰。有一天,前面的同志刚走过一个山谷,后面还剩下一个排,这时一股土匪从山上向后面的同志射击,听到枪声,同志们立即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击退了土匪,前面的同志听到枪声,赶来支援时,战斗已经结束。
脚底下是草地,黒色的水既神秘又可怕,黒水中有一堆堆的草,一定要走在草堆上。如果不小心就会掉下去,那草地也奇怪,软绵绵的,看着人往下掉,可是越拉越往下陷。宣传队的王桂兰就是这样掉下去,刘香兰立马上拉,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俩,慢慢下陷,活生生地被草地“呑掉”……。
草地充满了寒冷丶饥饿丶死亡与恐佈。女战士小候才16岁,活泼可爱,过草地时,小侯一下子陷到腰部,由于心急,她拼命地向上爬,谁料她越动越往下陷,眼看淹到了颈部,班长见状一步上前抓住她的手,但班长也随之消失在黒水里。刘照林和工兵营的战友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还没回过神,两个人转眼间被草地呑噬。
为了防止被沼泽草地吃掉,大家都按着标记走,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歩。
茫茫草地,不仅没有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粮食短缺,每天吃半斤干粮,后来減少到四两,再后来一点粮食也沒有了,许多同志头天睡下,第二天部队出发,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曾广澜受尽磨难,要大大超出一般战士,还要带着女儿蔡萍迹,为了蔡家的种根,为了革命理念,她一头挑着女儿,一头挑着行装,艰难跋涉。风霜雨雪,有战友相助,饥饿疾病,有同志关照,“为保蔡军长保根”, 成为这支长征队伍中最为感人的风景线。
有一天,在宿营地休息时,看见一群红军战土兴高彩烈拍手呌好,我母亲围上去一打听,才知是大名顶顶的蔡暢大姐,正给大家跳苏联红海军水兵舞。凢个月的皮劳一扫而尽,又坛添了前进的信心。大家围坐在草地上, 在兰天白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战友们,王小英突然问:
“苏联在什么地方?离我们有多远?” 大家盲然,又问:
“苏联的海军是什么样的?”大夥精神头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再做军装时,做个海军的衣服!” 刘秀英说。
“海军衣服什么样?”
“不知道!”大家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望着,没有答案…….。
不知喊了一声:走噢!大家不约而同的又向前,出发了。
茫茫草地,不仅没有路可走,连水也喝不上,沼泽地里的水大都有毒,再加上粮食短缺,每天吃半斤干粮,后来減少到四两,再后来一点粮食也沒有了,许多同志头天睡下,第二天部队出发,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主張红军避开国民党军队,退到川丶康丶藏边境地薄人稀的地区去,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后,阳奉阴违,要已经北上的红军南下。就在这时,又突然接到命令,要部队往回走,南下川丶康,又不得不第二次过草地。
妇女工兵营随总供给部到达丹巴,阿坝至丹巴,道路艰险,缺吃少穿,风餐露宿,百般艰辛,同志们体质大大下降。在丹巴,作了短期休整,为了供应部队冬衣,在缺乏棉花和布的情况下,大家上山采集棕片,并在当地收购棕片,妇女工兵营的战士们边行军,边生产,赶制了一批棕衣补充部队急需。
此时,红军战土己精疲力竭了。草地中一是天气关难过,一天春夏秋冬西季,二是粮食奇缺,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带的一点干粮也很快吃完了。有时候饿得实在不行,就舀一碗水,在里面放点盐巴喝下去。当时掉队的很多,也有很多人病死丶冻死丶饿死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部队就杀了一头牛,每人分得巴掌大一块牛皮和四两牛肉。
食越来越少了,即便能搞到点粮食,也只是囫囵个的青稞麦,吃了以后胀肚子,拉不出大便来。如果能将青稞麦磨成面粉就好了,可在这茫茫大草地,又到哪里去打磨呢?
当我们到达水磨沟时,意外地发现,在一个山汮的喇嘛庙里,有一座水磨。于是,吴朝祥营长立即带了李敏所在的二连,将全营的青稞麦都搬去磨面。到了那里,有的磨,有的筛,有的装口袋。干了一天,太阳已经偏西了,还沒干完。
这时,突然从出上下来几十个喇嘛,他们骑着马丶戴着高帽子丶穿着袈裟,一面敲着锣一面喊叫,朝我们冲来。我们手头只有两支站哨用的小马枪,显然挡不住他们,再说也不能隨便开枪。
吴朝祥营长想:如果他们冲进来,发现我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女孩子,那就糟了。立刻命令大家不许乱动,虽然心情都很紧张,可仍然是磨的磨,筛的筛,铲的铲,装的装,谁也没有惊慌失措。
吴营长跑到楼上一看,喇嘛们正好堵住了唯一的出路,怎么办?忽然急中生智,命令号兵小何吹冲锋号,小何从楼下开始吹,一边吹一边往楼上爬,这样适成部队由远到近的效杲,喇嘛们听到号声,吓得退走了。
吴营长赶紧带领大家背起面粉就跑,到宿营地一看,同志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都说对方唱戏不用化妆了。大家一说一乐,也就不觉得苦和累了。
再往后,连青稞麦也找不到了。我们只能吃一点灰灰莱,前面的部队将嫩叶都摘光了,我们只好连梗子一起煮了吃,梗子上尽是筋,直刺嗓子,实在难以下咽。勉强咽下去,有时又从胃里翻出来,不少同志肚里无食,连冻带病,头一天躺下,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个阴雨天,李中兰拄着棍子一步歩往前挣扎,在一块沼泽地里,她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她已经耗尽了自已的精力,在这茫茫草地里安息了。
深秋来临,草地旡垠,天气变化多端,刘照林与她的战友们,身穿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还有不容易识别的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尤其是粮食越来越少,只能以树皮丶野草丶草根丶皮带丶皮鞋等充饥。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红军,编了一首歌传唱:
“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
两寸拿来熬野莱,两寸拿来做清汤;
一莱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在长征后期,如果谁还有点青稞面就是最好的了,每天用手揑一点点,用一个小碗装点水来煮,没有火,只好用石子来打火,石子打得冒火星,能点燃草苖煮饭。有一个点着了,大家都过来借火。
快到腊字口時,有了青稞吃,但青稞还没有成熟。末成熟的青稞,就不能用原来那种吃法了,因为根本没办法煮。但肚子饿了,未成熟的青稞也得吃,正在犯难之际,来了一个吃未成熟青稞的老师——他就是朱德总司令。
朱总司令教大家如何吃青涩的青稞:弄点水,烤一会,然后放在手里搓一搓,就往嘴里塞。看着朱总司令这样吃,我们也学看这样吃,“朱德吃法”引得大家纷纷仿效,很快便得到响应。
1936年6月在甘孜地区,同二丶四方面军合会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开始第三次过草地。
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曾广澜与女儿蔡萍迹相依为命,母女俩靠着一匹小青马,経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丶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
我母亲刘照林生了眼病,住了二天,又要出发了,要把病号留下。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悄悄派人用牲口把我母亲驮到她那里,用尿给我母亲洗眼晴,第二天果然好多了。营长林月琴又给我母亲装了一大包体积大重量轻的行李呌我母亲揹上,揹了不到半里路,就驮在牲口上,还给了一匹白马让我母亲骑,母亲没有骑,硬是咬着牙走。就这样终于走过了草地。
六、爬雪山
红四方面军南下到天全丶芦山丶雅安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军事上屡遭失败,不得不北上。
当部队来到川西雪山地区,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一个接着一个。
红一丶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侯前进排长所在连突然接到任务——部队很快要翻夹金山,但前方缴到很多枪,没办法运输,因此要求每个人帶上几支,运过山去。
林政委布置完任务问我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我们一齐回答。
谁都知道夹金山的厉害,山高,终年积雪,空着手翻山都很吃力。现在,还要带上一些枪支走,自然更加困难。但谁也明白,枪是革命的武器,是前方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候排长略微一想说:“我带领女工排和男工排比赛!” 接着讲了比赛条件:
第一,给多少,运过山多少,保证不丢一支;
第二,不呌丶不讲怪话;
第三,不掉队。散了会, 再三争执, 才给了我们排149支枪, 候排长和三个班长一商量,每人揹4到5支枪,年龄小的同志揹水壶丶饭盆和零碎缝衣用具。这些枪七长八短的,怎么揹呢?年龄最小的于秀秀说:粮食早己吃完了,空粮袋子刚好可以用来捆枪。
下午4点,开始向夹金山前进,候排长揹5支枪,走在前面,二班长揹着7支枪紧跟着,走在后面是全排同志们。
那座山,下半截黒呼呼,上半截满盖白茫茫的雪,山顶被云彩遮住了,再往上有多高?看不见,也想不出。山上没有路,全靠踩着前面部队的脚印走,两边是笔陡的大山,一失脚摔下去,恐怕连块骨头也难找到。
天一黒,我就把手伸给二班长,传下口令:“一个拉一个,把手连起来!” 很快, 手都拉起来。在黒暗里,仿佛30几个人拧成一根绳子在前进。半夜时分,山上特別冷,5支枪40多斤重,揹在背上,覚得皮带直往肉里勒。忽然,后面传来:
“告诉排长,唐小英的鞋坏了,不能走啦!”
候排长急忙从腰里摘下用布条打的草鞋, 隨手递给二班长传下去.
东方慢慢变亮, 快接近山顶。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再加上肚子饿,两条腿象面条,一步晃三晃。
“告诉排长,小苏肚子痛,走不动了!” 后面又传来令人头痛的消息,我知道她来月经了。隨口传下去:“她揹几只枪?”
“5支!”不久, 传回话来.
这时, 有人塞给我一小袋炒面, 我把它和命令一齐往下传:
“把炒面吃了,5支枪全传上来!
枪传上来了,二班长身上又多揹了一支,其它几支,大家分了。
爬上山顶,天已大亮。东边,太阳像个大火球,红彤彤的升起来。山顶上的白雪和一道道的冰川,被太阳一照,光亮得刺眼。队伍像一条细细的黒线,挂在雪山上,后尾隐没在云彩下面。
我们一排女战士,就这样翻过这座有名的大雪山——夹金山,人丶枪无损地到达目的地,完成了上级交的任务。
1936年春天,来到党岭山下,党岭山海拔5000多米,藏民称之为“神山”, 上山100里, 下山100里, 峰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出发前,部队印发了一些宣传材料,提醒将骡丶马都换上新掌,免得在雪山上打滑,每个人都准备了几双草鞋,打上草绳,最好能单独准备一根木棍,并让大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其实全部穿上也不过是两件单衣)。
过党岭山的前一天, 刮起了狂风, 天空一片黄昏, 山谷里呜呜怪叫, 到处飞沙走石, 人顶着风便走不动路。大家都躭心第二天风暴不止,那高耸入云的雪山实在难爬。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第二天晴天,太阳在湛蓝的天空高高地照着,漫山白雪银光闪烁,刺得人都睁不开眼晴。
爬山之前,伙事班长贾徳福将自已珍藏的辣椒和生姜,都倒进锅里,煮了一大锅辣椒汤。开饭时,她拿着勺子站在锅边,边盛边吆喝:
“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
喝过辣汤, 同志们背着沉重的背篓, 弯着腰, 拄着棍子一歩一歩向上攀登。王泽南政委及时做开了宣传鼓动工作,她发动各连展开竞赛,看谁爬得最快。小战士李敏很快就和大家拉开了距离。她爬到山顶,转过身来向大家呼唤:
“哦……哦….. 快爬呀! 不要背乌龟啊!”
她的喊声顺风从山上传来, 同志们受到鼓舞, 都加快了步伐. 王泽南政委虽然是“解放脚”, 但也紧跟着队伍上了山。
下山时,有几个小鬼将背篓抱在胸前,蹲着身子顺着山坡就往下梭,王泽南政委连忙打招呼:
“慢慢往下走,不要梭。当心摔坏了!” 可有些小鬼不听招呼, 仍然像滑滑梯一样往下梭, 碰到坡坎就腾空一跌。到了山下,王泽南政委关切地问她们:
“摔坏了没有?”那些小鬼嘻嘻哈哈地说:
“不疼,不疼!” “好耍,好耍!” 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看样子摔的不轻。
可是,过完雪山倒发生问题了,全营大部分同志得了雪盲症,有些小同志急得哭。第二天行军,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搭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或是肩膀,缓緩向前移动,一步一步向藏民区行进。几天后,同志们才逐渐恢复了视力。
快到甘孜时,我们营里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夜里,当我们在一个喇嘛寺里宿营时,张国焘的贴身交通队,有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竞然闯进我们妇女住所耍流氓。吴朝祥营长听到情况报告,当即下令:
“把他们轰出去!” 于是, 战士们奋起自卫。结果,耍流氓的人都被打跑了,有几支枪也被我们下了。
谁知这事触犯了张国焘。他大发雷霆说:“这还得了”, 不问青红皀白, 便下令撤销了吴朝祥的营长职务。
为了这事,吴营长是委屈又是义愤,都气哭了。郑义斋部长也深感不平地说:
“妳们做得对,妇女解放了,为什么还要受欺负!”转而又安慰我说:
“不要难过, 革命工作很需要女同志,今后还得靠妳们做骨干。要好好工作。” 部队转移到甘孜时,吴朝祥营长调到粮食局, 任妇女运输连连长,
大部份红军战士己没鞋穿,光着脚行走,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爬雪山时,我母亲仅剩一身单衣,冻得直打寒战,她们以被作衣御寒,冷得不行就嚼辣椒。
四周都是雪,越往上爬越费力,身体弱的红军战士倒下了,再没能爬起来,走不动了,坐下休息片刻,再也没能站起来。
刚过几座雪山,我母亲和很多战友都得了雪盲症,双眼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大家一手柱棍子,一于搭在前面同志的背篓上,排成一条纵队往前走。
隐隐约约有一队红军战士走过来,只见其中有,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挑着担子,一个瘦弱的孩子,睁着两只大眼晴,望着茫茫的白雪。
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姓,在过雪山时,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历其她红军女战士。
“裏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
到了山顶茣仃留,革命道路不能仃。”
最后, 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山高,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憋得人喘不过气,狂风弥漫卷着积雪,积雪裏着沙石,带着一股骇人的呼啸声,吹打在战士们的脸上。
妇女工兵营的战士们,紧紧地把仅有的缝纫机抱在怀里,情愿牺牲自己也不损失缝纫机,互相搀扶看,成为爬雪山路上的一道风景线。
山越来越陡,雪越下越大,风也越刮越猛。大风一刮,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露了出来。但是谁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因为,出发之前,先遺队已经传达不准中途停下休息,按经验,一休息很有可能会在此永远“休息”下去。刘照林和她独立团的战友们,一手拄着木棍,伸出冻得发抖的另一只手,扶住身边快倒下的战友,一步丶两歩丶三步……早已筋疬力尽的艰难地前行。
历时二个星期才翻过连绵不断的大雪山,翻过党岭山丶夹金山,到炉霍地界。
我的母亲生病了,碰到粮食局局长何长工,他找通讯员给送了些糌巴面来,住了20多天,慢慢可以走了。何长工局长说:隔几天要打炉霍城了,准备些青冈棒。
部队进了炉霍城,我的母亲被编到粮食局,仍然做衣服,当二排排长,何长工的爱人尹青萍当一排排长。
七丶会宁会师
1935年6月,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由于张国焘推行分裂路线,两军会合后隨即分开,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南下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 后来,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再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1936年9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兼程北上,企图在会宁一带切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道路。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阻止胡宗南部,但张国焘心生胆怯,不执行北上命令,而要西渡黄河夺取宁夏。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人则主张,立即北上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
我母亲跟随红军总供给部下属几个工厂,抵达会宁。
1936年10月9日,朱德丶张国焘丶徐向前丶陈昌浩等率领红四方面军进入会宁。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一丶红四方面军庆祝大会于1936年10月10日傍晩,在会宁文庙大成殿举行。庆祝大会以两张门板搭成讲台,以供桌当讲桌,红一丶红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2000多人坐在长条凳上,两万多红军战士(包括我的母亲)和群众坐在大成殿外广场上。
1936年10月22日,二丶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同中央红军会师。
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結朿。
会宁会师后,接中央指示,组成西路军,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仼务,包括陈昌浩丶徐向前,30军丶9军丶5军团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二万余人。
当时女红军战士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掌握武器的,一部分是在总供给部和下面所属的几个工厂,有个女工营,营长是林月琴。过黄河时,我母亲生病,发疟疾,无法行军,只能和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妇女独立团战士,在营长林月琴的带领下,继续向延安地区前进。
二十世纪,20年代未30年代初,江苏无锡城赫赫有名的工人领袖丶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曾出席1927年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一共一千多名代表,全中国仅有二十名,刘群先便是其中之一。
就在1927年世界劳工大会上,刘群先结识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担任代表团翻译所秦邦宪,也就是博古。经过几天的接触,刘群先白晢的皮肤,溙黒的短发,秀丽的眼晴和灿烂的笑容,在博古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博古那清癯的脸庞丶满腹的才智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则让刘群先念念不忘。
独在异国他乡,对幸福的渴望,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第二年春天,刘群先和博古双双步入了婚姻殿堂。
1936年7月3日——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所在地设在保安(现志丹县)。
在保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博古(秦邦宪)家结缘。
那天,刘照林看见一个妇女怀抱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由一名红军战士(警卫员)摻扶着,从中央医院艰难地走出来,婴几啼哭着,身体极度虚弱的妇女,也忍不住大声痛哭,妇女双腿不听使唤,歩履蹒跚。看见这种辛酸的情景,刘照林马上跑过去,从妇女怀中接过孩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摻扶这个妇女,与红军战士一起向妇女家走去。
巧的是这个妇女竟是博古(秦邦宪)同志的夫人刘群先。到家后,刘照林放下孩子,一声不响地开始收拾房间,不一会,房间整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刘群先非常高兴,就问我母亲是哪个部队的?现在干什么工作?母亲一一作了回答,刘群先十分喜欢这位勤劳爽快的姑娘,就把母亲留下来照料她和孩子,母亲也看好刘群先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就高兴地留在博古家当保姆。
除了带孩子,就干点家务事,生火丶做饭丶洗衣等,对于当过童养媳的母亲来说样样都是行家,並不困难。
空闲时,刘群先就手把手教我母亲学习文化,母亲在博古家从事了一段时间的保姆工作。生活得很充实,很愉快。
在博古丶刘群先的关怀邦肋下,思想上和文化知识都进歩非常快。博古考虑到孩子快满一岁了,刘群先身体也得到了恢复。尤其,刘照林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长期在自已家中当保姆,怕影响不好。
1937年冬,博古(秦邦宪)回来对刘群先说:“人家己经在说,我们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公平,妳怎么还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给我们当保姆?”。
当时的陕北生产丶生活都非常艰苦,为了解决生活和工业的需要,中央红军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小规模的被服厂丶鞋袜厂丶印刷厂。
这样, 博古叫我母亲到被服工厂去。那是给中央政府几个领导做衣服, 只有三个人, 三台机子。1937年,这个厂撤了,我母亲又到了延川被服厂。
延川被服厂,主要任务就是为前线的战士们缝制军服。1938年11月,日本轰炸延安,延川被服厂隨军搬走。
我母亲从1933年参加红军,在通江县南岭被服女工厂,到1938年离开延川被服工厂,主要的工作一直是在做军服(军装丶帽子丶鞋(布草鞋)丶绑腿丶干粮带),学会了踩缝纫机,学会了裁剪军服。在延安的中央政府的领导,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在延安的指战员,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在西路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长眠在草地丶雪山上的战友, 也可能穿过我母亲做的军服。
我母亲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延川被服厂。
八丶在延安边区党校
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隊,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朿…….”。
我的妈妈——妇女独立团战士刘照林,跟隋毛主席的部队胜利到达陝北延安。在组织的安排下,曾在延安,绥德,靖边等地做基层妇女工作。有一次,妈妈问一个认识字的老乡,“刘照林”三个字应该怎么写?这个老乡就写了“林照刘”三个字(现在看来,肯定是同事之间开个玩笑而已。或者是按传统右向左写。也反应了当时红军战士,大多没有文化的状态)。而我妈妈却认真的将三个字念好,背好,黙写好。还高兴的告别人,会写自已的名字了!当然,这是个悪作剧,辛好还有识字的,告我妈妈说:錯了!名字写颠倒了!我妈妈一气之下,找到那个老乡,将他臭骂一顿……从此,妈妈对学文化特别认真,一边工作,一边学文化,见人就问字该怎么读,怎么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能认识一些字了……
毛主席和党中央,針对当时红军干部中缺少文化知识的普遍现象,成立了:延安边区党校。(妈妈从小就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参加红军后,才开始识字丶学文化)。
有一天旁晩,在延河边,博古碰见我母亲,对母亲讲:延安边区党校刚成立,要招收一批有培养前途的红军干部,到党校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向抗日前线输送骨干力量。妳是红四方面军的女干部,应该送妳去学习。我准备调妳去党校学习。
在博古一再说服动员下,1938年4月,在博古的关照下,我母亲成了延安边区党校的一名学生。
当时边区党校学生,来源大部份是国统区的进歩学生,其文化知识与母亲相比有天让之别。妈妈有机会进入延安边区党校初级班,成为第一期学员,补习文化知识。
因为当时条件困难,首先要解决近百号人的住的问题,第一次上课,就是讲解如何挖窑洞,安全,注意事项等等。整整挖了三个月的窑洞,解决了住的问题(妈妈生前一讲到上党校,总是倜侃说:上党校就是先挖窑洞)。
然后开始学文化,主要是学习新文字母:ㄅ(玻)ㄆ(坡)ㄇ(摸) ㄈ(佛) ㄉ(得) ㄊ(特) ㄋ(讷)ㄞ(勒) ㄍ(哥) ㄎ(科) ㄏ(喝) ㄐ(基) ㄑ(欺)ㄒ(希) ㄓ(知) ㄔ(蚩) ㄕ(诗) ㄖ(日) ㄗ(资) ㄘ(雌) ㄙ(思) 21亇声母(即汉语拼音),用拼音来识字。经过一年的党校学习,妈妈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能看报纸和写字了。
除了文化课,还上时事政治课,讲解国内丶国际的形势。
生活虽然艰苦,但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还能夠丰衣足食。
每个窑洞有一份“解放日报”, 发纸张丶铅筆丶墨水文具。
学员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秧歌和晚会,学会了唱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每到周未和节假日的晩上,新建的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我妈妈也学会了跳慢四步的交谊舞。
1939年9月从延安边区党校毕业后,妈妈被分配到盐池县四区任妇女主任。
陕北地形复杂,气候悪烈,群众觉悟不高,工作多,圧力大。要带领群众清匪反霸丶减租減息,组织地方武装。要组织群众加强生产,多打糧,多养牛丶羊。
还要动员妇女们做军装丶做军鞋支援前线。整天风风火火地工作,天天忙得不知睡,忘了吃。並与老乡们打成一片,吃一锅饭,睡一张炕。不少老乡都认我母亲为干女儿。
隨后又到定边(靖边)丶绥德丶米脂丶清涧等县做过妇女工作。
一九四一年九月,调到延安市政府妇联工作。
(作者:李军 以上内容来自我妈妈多次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及“巾帼壮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实” 李芝兰编著 中“我当娘子军” )
整理自:http://www.jinsui.org/plus/search.php?q=%C1%F5%D5%D5%C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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