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川陕苏区的内部肃反

一、肃反组织机构的形成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结束了历时3个月，行程3000余里的漫漫西征路，进入川东北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三个星期就胜利攻占了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城。接着开始建立川陕苏区,1933年春,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当时，由于苏区刚刚建立，不少反动份子不甘心失败,时时兴风作浪，在苏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造谣惑众，袭击红军部队等。这些反动份子一旦被抓获，都由各军、师政治部、政务科或者地方县委进行审判处理。随着形势发展，军队政务科和地方县委已无暇顾及此类案件的审理。因此，便从部队中抽调一批老干部成立了川陕省保卫局（下设：卫队，执行科，看守所，侦察科）和县保卫局（其武装有保卫团、营、连或队），所有案件都由保卫局处理。尔后，由于张国焘极左路线的泛滥，保卫局便逐步成了一个肃反的专门机构。

二、肃反扩大化的形成

那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很不成熟，一切受着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路线的左右。国际上，由于苏联斯大林内部肃反（清除布哈林、李可夫反党联盟）的影响，王明、张国焘等人亦步亦趋，在国内照搬苏联那一套。国内，由于大革命刚刚失败不久，人们对反革命和坏份子的仇恨性，以及一部分人对革命的狂热性和一些工农干部的愚昧性，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再加上进入川陕苏区后,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排斥异己，大搞顺我者留，逆我者亡的愚民政策，借口所谓“提拔工农干部”，将部队中经过党长期培养训练和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有为的优秀同志加以打击和残害。这当中有自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对张国焘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及战术上的瞎指挥不满和怀疑，因为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和政治理论修养，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水平，他们看出了张国泰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张国焘历来是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嫉妒有真正马列主义水平和较高军事领导、指挥才能的同志。张国焘常以“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自居，诬蔑这些同志为“右派”、“托派”，“改组派”等。

张国焘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律说成是“成份不良”，而加以迫害，如刚进川时被清洗的一批军队干部（大部分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来的）。以后，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只要读过几年书，能识几个字的，均在被清洗之列。

张国奏不信任白区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凡是从白区来苏区的党员不分青红皂白，基本上是全部清洗，知识分子就更难幸免。张国焘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或者根本没有估计进去。他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是动摇的。而且他还有一个荒谬绝顶的逻辑:“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该杀。”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使肃反扩大化逐步形成。

三、肃反的利弊

勿庸置疑，在川陕苏区肃反中杀了一批真正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和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土豪劣绅，以及敌人混进苏区的侦察走狗，还有反动的地主、富农、官吏、民团、帮会、流氓、土匪、兵痞、白色军官等，据不完全统计，有23600余人。这对于当时地方靖乱,建设苏区，巩固苏区，纯洁人民内部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川陕苏区的肃反，由于当时张国焘的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个人野心和极左路线，还残害了一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领导干部。在军内，就有总参谋部主任舒玉章;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军委参谋长曾中生；红军独立一师师长任伟章;红九八师师长冉南轩、蒋琼林;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等一大批高级指挥员，团、营以下指挥员就更多。在党内，有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杨孝权;川陕省委秘书戚应凤;省文委主席张友民;县委书记赵鲁平、王荣满、龚堪彦、牟正国、罗旭初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还有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地下党300余名党员干部和四川白区党派进苏区的党员干部200余人都因大部分是学生出身，被张国焘说成是“成分不良”而遭到清洗。

此外，肃反中还有如下失误：

①不知道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如把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军阀，主动与我联络的杨森也当着主要敌人打;②“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主了巨大变化，张国焘还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而忽略了日本帝国主义将要武装并吞中国的危险;③不知道使用教育、改造、争取的政策，更不区分首恶与胁从，一律加以杀害;④把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肃反混在一起,对某些有过失，或是有意见分歧的同志，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⑤不调查研究，一律采取逼供手段，尤其是在战争环境紧张时,更无什么审讯，干脆一杀了之。由于军事性的肃反方式和不顾群众影响的杀人行为，尤其在后期离开苏区时,把一个和平兴旺的苏区，搞得目不忍睹。

在徐向前等人的一再呼吁下，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于1935年1月，在广元召开了县委书记、保卫局长联席会议，进行了自我批评，检查了各县的保卫工作。把杀人最多的苍溪县保卫局长杨绍洪撤职。其余各县的保卫局长和县委书记大部分受到了严厉批评，这次会议提出了如下肃反的根本政策和路线：

①把刑事犯与政治犯分开，不能单纯从成份和出身去判断一切;②对真正的政治犯、国民党、改组派、AB团、叛徒等镇压和取缔,要注意感化、争取，对政治犯不能采用肉刑；③在苏区，非特殊情况，县以上机关须经县委常委会讨论，才有权杀人，纠正过去区、乡政府和游击队、赤卫军等杀人的现象;④今后肃反不能单纯采用军事镇压手段，必须同时使用政治、宣传、感化、保障人权的方式进行;⑤不能单纯地从成份上去识别革命与反革命；⑥取消肉刑、殴打、绞杀，反对逼供信，提倡调查研究，鉴别分析,实事求是的作风等。

这次会议，虽然严格地检讨了工作，批评了错误，撤了一些干部的职，但是，没有从整个政治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张国焘极左政策的领导。在后来的肃反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进入川西地区的肃反工作，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见，极左路线在党内消除之不易。

作者：余洪贵（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来自：《四川党史》（199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