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粮——大集体生产记忆

“吃肉要肉票、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点灯要油票……”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那时的“票”弥足珍贵，凭票购物、凭票吃饭、凭票生活，“票”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和独特标志。

那时的农村，农民生活不但离不开“票”，而且更离不开“工分”，靠“工分”分粮，靠“工分”吃饭。农村实行大集体生产，农业生产按计划经济行事，种植什么，养殖什么，全由生产队说了算，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安排。成年男性劳动力劳动一天记工分10分，成年女性劳动力劳动一天记工分8分，未成年人劳动一天记工分4-6分，年终队里将每户所挣工分累加起来，按队里当年的收入情况换算成钱，一个成年男性每个工日可挣0.50-0.80元，一个成年女性每个工日可挣0.40-0.60元（各个生产队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家庭挣的工分越多，年终结算就有结余，这些农户就成了进钱户，挣的工分越少，年终结算就要向队里补钱，这些农户就是补钱户。一般情况下，家庭劳动力多、孩子少就会当进钱户，家庭劳动力少、孩子多就容易当补钱户。

小时候，留给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生产队分粮食。我家人口多，兄弟姊妹7人，父亲在外工作，祖母年事较高，全凭母亲一人挣工分，所以我们家年年都是补钱户，常年粮食不够吃，母亲经常打些野菜、摘些野果添补生活，父亲也千方百计从供应的口粮中节约些粮食接济家里。尽管这样精打细算，可是要吃上一顿精米饭、吃上一顿够肉相当困难，只有在新稻谷出来时才能吃上一次精米泡饭，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够肉。那时候，我们兄弟姊妹就特别期盼水稻早些成熟，生产队早些分粮。新稻谷刚刚脱粒出来，队里第一次分粮是按人口分的，人越多分的粮食越多，大人小孩都高兴，孩子们为了早点吃上精米饭，争着帮大人们做事。这时候，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难得的笑容。

每年煮第一次新米饭的时候称作“尝新”。每当这时，母亲总会等一家人到齐后弄几个好菜给我们吃。开饭前，母亲先盛一碗米饭放到灶台上，点上香拜几下，说是敬灶王爷，又搬个小桌子，放到院坝中央，盛一碗米饭和菜放上去，说是敬天老爷，求灶王爷和天老爷保佑风调雨顺、年年吃饱饭。然后，一家人才坐在一起吃饭，孩子们早已等不及了，狼吞虎咽，母亲看着儿女们的吃相就会笑眯眯地说：“莫急，吃慢些，别噎到了，今天包你们吃够”。每年尝新，要数二弟吃得猛，吃得又快又多。现在回想起来，让人特别伤感，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精米饱饭，哪个不馋嘛！

年终到了，队里留下储备粮后就给社员们搞年终结算，这也是社里每年最后一次分粮食。每当这时候，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进钱户先分粮，补钱户后分粮。分粮现场进钱户有说有笑，补钱户愁眉苦脸，进钱户大背小背往家里背粮，补钱户则四处向进钱户借工分，或给社里交现钱才能分得到粮食。那些借不到工分又无现金给社里补的农户则十分沮丧，他们往往坐在分粮现场的边边角角，男人们抽着闷烟，妇女们低头不语，似乎低人一等。最后，有的补钱户可能只能分到少部分粮食，有的甚至背着个空背篦、提着个空口袋回家。

有一年，母亲等了大半夜两手空空而归，好强的母亲在分粮现场背着空背篼怒气冲冲折身而回.回到家里后坐在床沿上伤心哭泣，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过后，母亲说：“等你爸爸借些钱回来给社里交了我们就可以分到粮食了”。

随着年龄逐渐大起来，兄弟姊妹们也懂事多了，大家在母亲的督促下，很早就跟着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工分挣得多，分的粮食就越多，就能吃饱饭。长大成人后，我才了解到，中国几千年来，广大农民朋友一生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穿暖衣服而劳碌奔波，大家为吃为穿生命不息、奔波不停。只有改革开放后，人民才真正吃上了饱饭，穿暖了衣服，这看似最普通最平常的穿衣吃饭，却让中国人民奋斗了几千年才得以实现。（闻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