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第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的原因

四、执行中央要求策应的命令

执行中央命令，保证策应红军任务的胜利完成是张国焘放弃根据地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川陕苏区是张国焘乃至四方面军的骄傲，当时流传着“中国革命就是两座山头，一座是井冈山，一座是大巴山”。四方面军的各级领导及广大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用了27个月的时间才换取了根据地暂时的稳定，张国焘不会轻易的就把它放弃。除了根据地内给养难以补充外，更主要的是四方面军认为，中央红军如果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作出要求策应的决定的，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大事。而面对如此强大、人数又占明显优势的敌人，四方面军不可能只用一部分主力来策应中央红军，万一失败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在这支部队里。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作了详细的部署。由张国焘指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由徐向前指挥十二个团出击陕南，以迷惑调动沿江敌人，声东击西，为西渡嘉陵江创造条件，由陈昌浩指挥抗击东线敌人和逐步收缩战线1并开始组织造船，进行渡江训练，视察敌人沿江布防情况，选择最佳渡江地点等。四方面军渡江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追堵得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4]。

在成功渡江后，四方面军又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渡江后，第三十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四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5]。

张国焘的一生确实犯过很多错误，但此时的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确是竭尽全力策应中央红军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包括会师后四方面军拨了三个团的兵力给中央红军作为补充，为中央红军送粮、送衣、送肉，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之间，张国焘选择了后者。我们不能说此刻的张国焘“心怀鬼胎”，如果真的如此，他完全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也可以原地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那样，四方面军就成了地主，而中央红军成了来客，这种宾主关系应该会更有利于张国焘夺权，那么历史可能真的要改写了。

如前所述，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国焘在自传中写道“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予以消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6]P210。由于敌人己经看清两大方面军即将会师，所以张国焘认为蒋介石大兵即将压境，对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绝不至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虽然由于国民党的“围剿”使红军损失惨重，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处于发展得比较顶盛的时期，不仅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军队数量也达到十万之多，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己经成立，全国各省市都闪耀着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刚刚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没有道理马上会变得“悲观失望”。从渡江后四方面军沿途对革命的宣传足以证明四方面军仍在为扩大革命力量而努力。

总而言之，放弃川陕根据地固然有张国焘对形势判断上的失误，但主要是由当时的情况及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决定的。四方面军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我们也应该给予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作者：葛沐 文献出处：传承 ,Inheritance & Innovtion , ,2008年10期)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2]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石仲泉.通江苏维埃志·序[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5]党史新说: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而放弃川陕.新华网

[6]张国焘.我的回忆[Z].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