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第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的原因

对于张国焘的评价，人们的观点往往被其后来的叛党行为所左右。但是，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我们应采用客观的态度、辩证的方法，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这件事，我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对于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这一行为，不应该把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身上，说成是其“右”倾主义所致，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策应红军的需要等方面来分析。

一、当时的形势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在短时间内将红军消灭殆尽。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迫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国民党军队一直对其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后，中央为了尽快改变不利的局面，发电报给四方面军要求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此时刚刚打破了六路围攻，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也元气大伤。而蒋介石准备趁热打铁，趁着四方面军还没有喘息之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川陕会剿”，将四方面军一网打尽。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四方面军组织了“广昭战役”试图占领广元、昭化两城后，一方面可以向甘南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牵制敌人、策应红军。但是，敌人凭险据守，四方面军久攻不下，只能放弃原定计划。在“广昭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四方面军收到了中央红军第二封要求策应的电报，于是四方面军决定趁会剿没开始前，迅速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对中央红军进行策应。在主力开始渡江时，根据地内本来是留有一部分部队的，但是当四方面军主力渡过嘉陵江后，敌军便马上占领了川陕根据地的大部分面积。胡宗南部于三月二十八日占宁羌，王瓒绪部四月四日占南部、十六口占阆中，唐式遵部八口占南江、长池[1]P314。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下令将留守部队及后方机关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同主力会合作战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可以保存实力，不至于由于兵力分散而被敌人消灭，另一方面避免了四方面军在保卫根据地和策应红军中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二、军事力量对比

从当时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来看，无论是部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双方相差都非常悬殊。中央红军在向四方面军发出请求配合的电报时，部队人数己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减少到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经过二年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八万人，但正规兵力也只有六万多人，两方面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人。而仅仅蒋介石正在暗中策划的“川陕会剿”就有二十万人，随着中央红军的到来，蒋的嫡系部队也会随之而来，敌军的数量将成倍增长。此外，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且供应充足。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从德国进口了飞机、迫击炮、战防炮、高射机枪等先进武器，而四方面军使用的武器大多是从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缴获的，多数为土制品，而且，就是这种土制品也十分短缺。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决定了四方面军要想成功渡江并策应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攻敌薄弱才有取胜的可能。而集中主力外线作战必定造成后方空虚，所以即使四方而军不主动撤离、根据地的存亡也是危在旦夕。

三、根据地内部情况

从当时四方面军自身的情况来分析。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之张国焘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使川陕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尽管党政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但短时间内难以收效，形势是严重的[l]P290。这一点徐向前元帅在其书中也谈到了，为了改变根据地无粮无兵源补充的状况，放弃根据地另谋发展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