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南江追捕少将特务郑潜

关坝是南江东北端的一个小场镇，位于巴山腹心地带，与汉中市南郑县仅一山之隔。山大林深，关隘险要，历为川陕要道。

1949年11月8日夜晚，一支不满四十人的人马，从南郑溃败逃到关坝，身挂冲锋枪、卡宾枪，还牵着几匹骡马，驮着匪首、眷属，以及收、发报机，手摇式发电机等通讯器材，他们虽然武器新式，装备精良，却既无军旗，又无番号，连领章帽徽都没有，看不出是哪家队伍。尽管他们鬼鬼祟祟，悄悄摸摸地钻进关坝场伪县参议员柳善初的家里，关坝场的人第二天就晓得郑潜又来了。当地伪乡长周汉杰、黄道德、伪保长胡庆丰等，在柳的差遣下，跑得团团转，强迫群众杀猪宰羊，送米送柴，接待殷勤，搅得关坝乌烟瘴气。这支特务武装原是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所属“川陕反共忠义军司令部”的人马，受胡宗南的派遣，潜伏巴山一带，开辟所谓的“反共游击根据地”，企图阻击我军挺进大西南。该司令部设南郑，重点防守南郑、黄官岭及南山口子，并由司令郑汝平(江苏徐州人，二处高参)、副司令郑潜(河北通州人，后迁南郑县、二处高级组长)、郭仕明(汉中人)分别督守。11月26日，郭仕明在黄官岭被我军击溃，随带匪部三营逃到我县上两河口，又由上两逃往南江县城，与驻南匪军新一师混合编旅后逃至巴中被歼灭。郑汝平和郑潜，风声鹤映，随司令部从南郑败退至关坝，潜伏下来，象狐狸一样昼伏夜出，勾结当地伪乡长、保长、地主恶霸、土匪及青、红帮等反动势力，疯狂地进行反共组军，将上两、关坝两乡的“反共义勇队”与“川陕反共忠义军”合并成立“反共联防会”，统由郑、柳领导，准备将贵民、沙坝、桃园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关坝抵抗解放军，作垂死挣扎。

1949年12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顺利地解放了南江。郑汝平闻风丧胆，见势不妙，急中生计，走为上策，便耍了一套“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一面公开宣扬回陕西投诚缴械，一面暗地命令郑潜和少校副官章甫就地潜伏，暗中破坏，待机反扑。郑汝平随带电台及台长周文山、报务员李仕英、情报处长田英(郑潜情妇)及其他随从人员，一夜之间重返南郑一带活动。

南江县公安局于1950年4月成立，首任局长任俊周，通江县人，老红军，曾任革命圣地—延安公安派出所所长。解放西北，随军进驻陕西宁强任公安局长，不久即调任川北达县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兼南江县公安局局长，其后调升达县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兼公安处处长等职。当时南江县公安局除下属公安队外，局里干警不到十人。地处川陕结合部的南江，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蒋军、地方反动武装及土匪多如牛毛，他们明火执杖打抢烧杀，无恶不作。鉴于敌情，在县委的领导下，警卫营、公安局、各级干部和民兵组成一张严密的法网，对匪特进行围剿。根据上级指示，缉拿潜伏南江的胡宗南所属第29军中将军长杨叶挺，外号杨胡子，由省公安厅执行。搜捕“川陕反共忠义军”副司令郑潜的任务，则由南江公安局完成。经过分析，关坝是“忠义军”司令郑潜的落脚点，只有深入关坝刨根问底，才能查清其蛛丝马迹。任俊周局长亲自参与侦破此案的指挥工作，他先与上两区委委员兼区长高尚万(山西人)同志通气，由局派一名侦察员作为上两区公所的干部，深入关坝了解敌特踪迹。同年7月中旬，高区长亲自将公安干部送往关坝乡农会，说明来意。并找到当时县特邀代表柳善初说:“区上派来这位何同志辅助农会工作，你是县代表，开明绅士，请多支持。为了安全，准备吃住都在你家里，行吗?”柳皮笑肉不笑地连连点头说:“对，对，对，我们应该支持，我们也有责任搞好关坝的各项工作。欢迎!欢迎!”就这样在柳家住了下来。关坝街道长不过三百米，宽不满丈，住有四十来户人家，绝大多数以开旅店和经营饮食为生，老实憨厚，热情好客。当时汉中戏又来关坝演出，人山人海，陕腔川话是遍街摆摊卖大烟味，听到的是赌场的叫喊声和赌具声，山下赶来看戏的。

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情况，从何处下手，才能摸清“郑司令”的去向的青年来说，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想来想去，仍按上面的部署，首先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抓住柳善初不放的侦破原则，做好敌人的分化瓦解和争取教育工作。结合整顿乡、村农会及民兵组织，发动群众，维护社会秩序，检举揭发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收缴公开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从中捕捉郑潜的活动线索。除此之外，并采取教育攻心，拉出来，打进去，发动匿名举报等特殊手段，获取了大量情况，掌握了郑潜来南的目的，在关坝的活动地点，枪支多少，分布何处，军事设备及电台去向。更重要的是掌握了郑在关坝的关系和郑藏匿的区域等等。初步达到了侦破的目的。由于当时政府有个严明规定，除对公开进行打抢烧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可以逮捕外，对其他反动上层人物，包括恶霸地主、土匪头子，一律不许动问。所以关坝群众强烈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共产党讲宽大!”因此敌人气焰嚣张，群众不敢揭发，明知柳善初、周赢宾(伪校长，义勇队骨干，又是郑潜妻子王曼霞的妍头)、文光(伪保长，柳的妻弟)等与郑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就是不许传讯，不许强迫交代，这就给敌人消遥法外以可乘之机。为了证实敌人阴谋活动，现将当时收到的匿名信公布，供读者剖析。其文曰:“明舟暗流，正藩其龙，非闻莫测”。看起来好象是寺庙里僧道的谶（chèn）语，其实是封重要密告，经反复推敲，多方破译，以谐音、假借的方式解释。“明舟暗流”是表面上说走，实际上暗地留下来，表面上是周瀛宾在接待，实际上是柳善初在支持。“正藩其龙”四字的夹舌音读就是郑潜石龙。“非闻莫测”的意思是，郑潜在石龙沟的什么地方，除了姓文的知道，没有哪个晓得。这给侦破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后查明这封匿名信是关坝一位知情人张XX写的，他受过郑潜的诈骗，为了泄恨，写成十二字的暗语，把郑、柳、周、文等人都嵌进去了，类似保密工作的手法。

1942年12月19日，南江解放。潜伏关坝的“忠义军”副司令郑潜和其副官章甫，于12月4日夜，在柳的策划下，由文光引路，逃离关坝，远去五十多里的寨坡乡石龙沟文尧贤(文光三弟，地主土匪)家里隐藏。郑以红帮大爷的身份，勾结地方恶霸、土匪二十多人，歃血盟誓，结为反共死党，建立起了第一个巢穴。为了隐藏更深，广泛开辟反共基地，扩大反共势力，待机反攻，又于1950年2月17日，随带章甫和吴明生(南郑自卫队长，己判)等，离开石龙沟潜逃到与官禄乡交界的通江县潮水坝碓[duì]窝山吴明生的朋友张积万(地主)家，张又将郑等转移到当地一个神鬼莫测、鸟兽难人的山洞藏身，以住在山脚的佃户吴全林家为供给点和联络处。郑潜自称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第二个巢穴。郑潜真是怙恶不悛[hù è bù quān]，反共到底。又派章、吴潜返吴的老家巴中复兴乡一带，网络反共势力，企图东山再起。说来凑巧，果真找到了潜伏复兴一带的伪四川省派驻南江的特派员兼南江县特委会秘书朱太元和“反共义勇军”司令姜特生(已处决)、伪军团副张应侯、土匪头张西庚(已处决)等，密谋策划反共诡计。章、吴即返通江向郑潜报告复兴的情况，郑欢喜若狂，迫不急待，化装成茶商，同章、吴潜人复兴乡，并冒充蒋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之拜弟及白部军长，便与朱太元等，组织了一个“反共忠义军”，并与之结为生死相依的“拜兄弟”。在这伙坏蛋的掩护下，郑潜又与复兴杨家垭一个杨姓寡妇陈氏结了婚，又垒起了第三个巢穴，在此安家落户，日出上山做活，日落归家纺线，掩盖其反动面目。郑潜正在做反攻复辟的白日梦的时刻，巴中县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复兴乡，郑潜犹如魔鬼见到太阳一般，毛骨悚然，决计逃跑，于1950年12月23日，与章连夜潜返通江旧穴，直到1951年4月28日晚被捕为止。

南江县公安局将收到的敌情层层筛选。经过分析认定，要抓到郑潜，必先抓到章甫。遂将侦察范围缩小，重点转入章甫出没的通南交界的关路口一带。根据章的相貌特征—老陕口音，瘦高个子，长方脸，黑中杂红，八字胡，浓眉毛，大眼睛，三十五岁左右，以及章之活动手法等，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对一个一天数变，出入无常，老奸巨滑的特务老手章甫，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对流散在关路一带的外来嫌疑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摸底工作，仍未发现章甫的踪影。转瞬时过两月之久，侦察人员心急如焚。正在此时收到内线力量的报告，去年12月初，章甫乘我关坝所有工作人员回县参加县委召开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的动员大会之机，潜来关坝探听郑潜妻王曼霞在关坝的情况，当他离开关坝时，脱口而出说他要去马跃溪。侦察人员随即转人马跃溪侦察，在侦察中发现一个小商贩，群众叫他“老王”，说是解放时遗留下来的一个国民党散兵，河北人，无钱归故乡，在此做小生意糊口，并无其他现行破坏活动。于是对其采取教育争取工作，交代宽大政策，消除顾虑，始供出与章甫相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协助政府辑拿章甫。王多次为我提供重要情报，使章甫钻进我包围圈。4月29日，章趁南江当场之机，化装成卖茶农民，混进南江，企图收集我重要情报，却被我跟踪人员以买茶为名将其诱进公安局秘捕。随即进行突击审讯，章甫拒不坦白交代，后经指明出路，只要交代郑潜下落，就能获得宽大。章始供出郑潜的藏身地点。当天下午二时，公安局配合警卫营，抽调八名武装骨干，各携精良武器，随押章甫，由警卫营尹营长率队，由南江出发，经关路口直插匪巢—通江潮水坝碓窝山吴全林家，在民兵的协助下，当场捉住了郑潜。当晚三点，押解郑、章二人，连夜赶路，于4月29日上午12点，胜利地回到了南江。不久，汉中公安处将郑潜押回陕西处决。

(摘自《南江武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