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张必禄(下)

四、养余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张必禄因“年迈力衰，命原品休致”。不久，朝廷又因其“屡著劳绩”，特“赏食全俸，以养余年”。

张必禄致仕后，回原籍定居。其邸名“宫保府”，基址位于今巴州区图书馆。“宫保”是明清文武官员最高荣誉衔，故其居所美其名曰“宫保府”。宫保府“听雨楼”对联很出名，一百七十余年来，巴州的一些文化耆宿津津乐道。上联：雨沉云脚重；下联：风缓燕身轻。

闲居巴州城，张必禄仍枕戈待旦，时常带一些老部下到州城西北平梁城操练；也回老家看看宗亲，或前往州城之南的白羊坝（今巴州区光辉镇白羊坝村）祭祖；再就是寄情山水，重踏当年剿匪（白莲教）路，故地重游，回忆往事，发几声慨叹。

该年三月，张必禄为伯父张仕达撰碑文。

张仕达，字是夫。“识高学邃，耻为世俗之。自明经，即归卧林泉，著述自乐，士林咸宗仰之。侄自少从学，祗聆训诲，及改业从戎，遂多契阔”（引自张仕达碑文）。张必禄少时受教于伯父，从军后，与其离多聚少。为感谢伯父耳提面命的教诲，遂立碑撰文纪念这个长辈。碑文由当地秀才蒲心涛书丹。墓碑位于今万源市大沙乡油坪村得胜堡张必禄家族墓园。

2018年春，白羊坝张必禄另一处祖墓经细心而又略知巴州历史文化的村民发现，并上报文物部门。巴州区文物局组织专人查勘，发现大小墓葬三十三座，年代最久的距今已二百七十四年。

从藤蔓、荆棘、荒草中再次现身的是道光三十年（1850）所造的一座“四方碑”——这是张必禄人生最后一次为祖先造碑。碑楼单檐攒尖顶，顶尖葫芦形，坐于方形碑座上。碑座为方形叠涩式，上下浅雕卷草纹，碑座正面有三角形装饰，三角形内浅雕房屋、龙纹、云纹等图案。碑楼为形制两柱一间，正面门楣上方浮雕双龙戏珠托长方形匾额，匾刻“九世家风”，碑柱墓联为“品正行端龙门毓秀，出风入雅虎岭钟灵”，两碑柱侧面浅浮雕龙纹、人物、花草等图案，碑柱内两侧浮雕戏剧人物十组，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碑楼两侧面分别阴刻草书，碑楼背面形制和正面基本一致，扇形匾额刻“树德堂”，碑柱墓联为“存顺没宁形归吉穴，光前裕后代启文人”。碑柱内侧浅雕花卉图案和“二十四孝”图案，内嵌墓碑，主要内容为张氏家族基本情况介绍。碑上第一列刻有“钦命四川全省提督军门张必禄”。

令人不解的是，张必禄道光十八年春任四川提督，年底被褫职。从立碑时间看，道光三十年之前张必禄还任过云南提督，不书“钦命云南全省提督军门张必禄”，而书成“钦命四川全省提督军门张必禄”，唯一的解释就是，张在任四川提督期间，也就是十一年前就有了为这位祖先立碑的打算，并撰好了碑文，到立碑时，工师忽略了更改或有意为之。无论四川还是云南，反正都是提督，只是先在四川做这个官而已。

第二座墓葬碑龛为整石雕凿，道光二十年（1840）立碑。碑龛坐于方形碑座上，碑座素面无纹饰。碑龛为两柱一间，卷拱形，卷拱上方饰冠形顶，卷拱上方浅雕双龙、云图案，正面门楣上方浮雕双狮托长方形匾额，狮头损毁，匾刻“清河源流”，碑柱墓联为“身历两朝念兹皇祖，系传九世焕启文人”，双狮下面浮雕有人物戏剧图案十一组，正面内嵌墓碑，墓碑内容主要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碑楼背面形制和正面基本一致，匾额及碑柱题联风化严重，字迹模糊。碑柱内侧浅刻戏剧人物及花卉纹饰，内嵌墓碑，墓上碑文迄今清晰可见：“懋道祖碑文。四川全省提督军门七世侄孙张必禄，辛巳恩科武举候铨千总、八世侄孙张上思议修”。

此碑是张必禄与其侄张上思一同为太祖张懋道（张上思远祖）所建。侄儿张上思是辛巳（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恩科武举，至道光二十年前才听候选授了一个小小的千总，可知当时通过科考进入仕途之艰难与拥挤。中了，无论文职还是武职，还要等，有了缺额才能补。也就是说，仅有了功名还不行，还要等有了缺额，才能进入帝国官僚序列。关于张上思这个人下文还要提及，此处不赘说。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张受到朝廷处分一年后，因平边有功，补成都城守潼绵营千总。此碑道光二十年立，而具名同样令人费解。若要解释，与立上一座碑情况类似：张在任四川提督期间，也就是两年前就打算为太祖张懋道立碑，按迷信的说法，自己官至提督，除了自身能力之外，还有祖先的荫庇，故给祖先立碑是对其感激与回报，所以提前撰写碑文，具名时，理所应当为当时之官职。碑文撰好，只待军务稍简，再实施建碑计划。可是如此解释仍不能自圆其说——既然已褫夺了四川提督职，眼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千总，具名时还冠以“四川全省提督军门”，岂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所作所为误会邑人、隐瞒君主，既欺下，又犯上，是要杀头的。

张懋道何许人也？

碑文显示：“国初太祖大人系明远祖，任云南布政，曰铨，任云南巡抚，名本之嫡嗣也。”出生于清朝初年的太祖张懋道是明朝曾任云南布政使张铨、云南巡抚张名本的后裔。

“自豫章宦蜀落业石城，继迁德阳，明代有伟人，至明末群寇峰起，献忠屠川，因挈族远避……及今世传九世，其间文圣武纬代各有人。”有明一代，张必禄家族人物辈出，祖先从南昌迁移蜀地，先后落业石城、德阳。明末世乱，张懋道举家避难。满清定鼎中原后，回川到巴州安家置业，东到孟家山、南到万家沟、西到梨树垭，以及洞子院等地均有田产。上述的几个小地名，笔者无意费力去考证其具体地望，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张必禄父亲、祖父乃至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在巴州太平乡大沙坝场大钟坪落户的缘由了。

白羊坝埋葬着张必禄许多祖辈，居住着许多族人。张必禄因长期征战、驻防在外，平时与这些族人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致仕后，他常到白羊坝凭吊祖先，慎终追远。

今平昌县喜神乡时属巴州长乐乡一甲梅子滩场——因河滩左岸有梅子树，故名。河滩左边的寺庙亦名“梅子寺”。从州城至长乐乡、原太平乡各场，捷径必经此地。致仕后，一次从州城到大沙坝场，张必禄夜宿梅子寺。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梅”“霉”同音，这寺庙怎么取如此之名？张闷闷不乐，一夜无语。翌日清晨，见寺庙对面禹王宫喜鹊登枝，脑子里灵光一闪，便脱口而出：“此地就名喜胜滩。”行伍出身的张必禄，平时想得最多的就是打仗，而且是打胜丈，哪怕已经退休。“胜”“神”同音。场境一水之隔相峙有梅子寺、王爷庙、禹王宫、文昌宫。当地人顿悟，原来这场由四座神庙组成，“喜神滩”一名便沿袭至今。

今平昌县马鞍乡白岩村四组的鹅鼻寺是一个五进堂的古老寺庙，系明代龙吟院遗址。至嘉庆、道光年间已破烂不堪。致仕后，张必禄旧地重游（当年追剿白莲教徒多次经历此地），出资添修，题“五百多一”（谓五百罗汉又多一个，此为尊称佛寺僧人有道行之意）四字额，书法秀润。“文革”期间，平昌县川剧团演员曾在寺里演出样板戏。寺庙随后逐年被毁，1983年彻底毁掉。现留一对威武的石狮在第二进门口及残存部分石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