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解放时的恩阳河
由于有公正的舆论氛围，好多事都能和平解决，很少有人打官司。一是因为穷，打不起；二是怕打不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就地解决的就不去劳神费事了。说不打官司是就一般而言，当然有例外。我就认识一个特别喜欢打官司的人，他叫庞奎德，在绥定法院当首席推事（相当于现在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有个婶娘，我叫她庞伯娘，五十多岁，虽满头银发，但精神好身体硬朗。她平日放“印子钱”（民间高利贷），谁要欠了钱不给或少给一点，谁要是高言低语冒犯了她，她都要打官司，而且还要到绥定去打。一个小脚老太婆柱根棍子，步行去绥定，我想比走万水千山还难，但她不怕。家中人听到她要去绥定（今达县），就马上写信告诉庞奎德。那时没有电话，只有邮寄信件或托人带口信。庞奎德一接到消息估算她快要到了，就赶快跑到乡下去躲起来，为他不敢“包揽诉讼”，帮助亲属或熟人打官司，是要被从严惩处的，只有等到他婶娘离开才回家露面。庞奎德家住皂角街上边的鸡神楼街，家人们都安分守己，从不张扬。他的儿女与我同学，都是很本分老实的人。
恩阳的人很聪明也很“扯”。方言中这个“扯”并非贬义，大概是说这个人“能言善辩”，不怕人，不好对付的意思。确实，恩阳的娃娃走到哪里，人家都说机灵。当时巴中只有县城里有一所高中，如果哪个班上恩阳的娃儿多了，有的老师都不愿当班主任；大跃进炼钢铁时，各县许多人都集中到南江大山里干活，听通南江的人说，千万莫惹恩阳河的人，他们吃不得半点亏，他们善“捆把把”（团结），最会“扯歪筋”（能讲道理）。如果此话当真，我认为是对恩阳人的礼赞，因为恩阳人懂得团结力量大，有智慧，能通过讲道理维护自身的利益。常言道，吃不得的要死，说不得的要输。能言善辩，谁说不是一种本事呢？
恩阳人精明但不排外。他们敞开胸怀迎纳四方宾朋，外来做生意干活路的人不会受到排挤刁难，也就是说恩阳人不“欺生”。我有个邻居，全家几口人从营山流浪到恩阳，穷得叮当响。他们租房住下后，请人编一个大竹笼，敷上泥巴，安上铁锅，做成简易的灶，在路边卖起汤圆、糯米糕。由于他家卖的东西很实在，几年就过得红红火火了。当时征税只征大户，要够得上像今天开公司那样规模的商家才有资格上税，似乎恩阳只有三家，新场詹家大药铺、老场正街李家“春聚和”大药铺、迴龙场赖恕如家百货大商铺。其余开馆子（餐饮）、开铺子（百货杂货）、摆摊子的都是不上税的。这些人需要出点钱的地方，就是社会公益开支，如耍龙灯狮子、修桥补路、架浮桥等，出的钱也不多，大家也乐意为自己挣面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恩阳这样历代繁华的宝地，自然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在外做官经商干大事的人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两人是：文官陈开泗，武官杨伯昌。
陈开泗，恩阳曾家坝人。他幼小家贫，靠母亲手工纺纱供他上巴中高中读书，品学兼优，很受乡里赞赏。某一天，在恩阳某茶馆里，大家谈到此人，其中一绅士就说：“我们恩阳有一青年才俊陈开泗，聪明好学，是很可造就的人才，大家愿否慷慨解囊助其深造？”遇到这样能挣面子的事，自然人人乐于参与。你几块他几块，一下子就给他筹了几十个大洋（银元），助他外出求学。几经辗转，他报考到三台县国民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三民主义宣传队。后又遇上贵人，与一名陈姓的团长成为挚友，陈鼓励并支持他深造二壹报考中央军官学校，并赠送给他一百个大洋。到南京后，他顺利地考人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更名为政治学校）。毕业后担任过浙江省金华县、湖北省黄冈县、新都实验县县长。1938年，他被调任为四川行政督察区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底被调任为四川第十一行政区（驻南充）任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主持修筑了南充到仪陇再到巴中的公路，为家乡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他举家迁港，正在读书的儿子因故未赶上飞机，留在家乡划成了地主成分。他后又移居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回国省亲，后以93岁高龄逝于美国。
杨伯昌，恩阳镇人，潘文华部参谋长，中将军衔。说他是武官，其实他是文人。因家贫读书不多，但聪明好学，一部《聊斋》烂熟于胸，文笔十分洒脱，书法也相当不错。恩阳原来的“文治公园”四字就是他的手迹。上世纪四十年代卸任回家后做起田舍翁。日常便衣素服，与乡人坐茶馆喝盖碗茶。1946年病故，享年60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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