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巴文化民风习俗研究

二、杜甫巴文化区域游踪及民风民俗体验

杜甫与巴文化的实地接触主要有三次，在此进行简单梳理，说明杜甫与巴文化的密切关联。

（一）初涉险峻巴地，亲历巴文化民风习俗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12月初，杜甫在饥寒交迫中离陇赴蜀，沿嘉陵江进入汉中略阳县，再经利州（广元）昭化入剑阁，这是首次抵达巴文化区域。汉中、广元一带崇山峻岭，沿途多为古代栈道，其艰难正如李白《蜀道难》所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这段经历载入其由陇入蜀共十二首纪行组诗中。除开始的《发同谷县》《木皮岭》二首和末尾抵达成都所写的《鹿头山》《成都府》两首之外，其余《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剑门》等皆对巴地特殊地理环境予以了形象描绘。《白沙渡》为杜甫进入巴地第一首，开头便写道“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云汉”，末尾则写其感受“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惊险程度由此可见。《剑门》则以“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极力渲染险峻峭拔、令人生畏的特色风貌，并以“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展现其重要的军事地位。《龙门阁》尤为凸显经历栈道之惊心动魄，“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

因旅途匆匆，不能像陶渊明、谢灵运优游留连，从容探访山水之胜，“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吾衰未自安，谢尔性所适”，未能细致深入的考察，但对其优美绮丽的一面也有所关注，比如“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阁》），“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五盘》，注：七盘岭又名五盘岭）；同时，对巴地域民风习俗也有简要描摹，如“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水会渡》），写长期与险峻湍流打交道的巴人船夫淡定自若、从容不迫；“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五盘》），对比中原战乱，“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更觉其地民风可贵。总体而言，这组纪行诗，感受到古代巴人开凿栈道的艰辛和伟大，真实地写出作为中原人的杜甫对巴地域文化的初步体验。

（二）徘徊巴文化腹心，全面了解巴文化风貌

第二次主要是离开成都避乱到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一带，可谓是巴文化核心区域，杜甫与巴文化有了深度体验交流。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秋，好友剑南节度使严武离任回京，杜甫依依不舍送至绵州，在奉济驿分别。此时留守成都的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乘机反叛，杜甫进退两难、辗转前往梓州避难，后又前往射洪县寻访蜀中先贤陈子昂遗迹，又到通泉县祭奠唐代名将郭元振。

送别严武第二年，即广德元年（763）正月，在梓州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东下吴楚还都。其间前往阆州，短暂停留后返回梓州，以及绵州、汉州等地。秋日，好友房琯回京途中病逝于阆州，杜甫携家由梓州前往阆州奔丧，作祭文悼念。

广德二载（764）春，杜甫应王刺史之邀，再到阆州一住近三月。其间，写下不少反映巴地民风民俗的诗歌。如《阆山歌》形象地展示了巴人祭祀民俗：“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清明时节，阆州人在被唐玄宗赐名“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白花白幡挂满山坡、树枝，象征“灵山白”；城北有“上帝高居”的玉台山，则挂满青绿色的纱幔面被，便以“玉台碧（青绿色）”形容。

又有《阆水歌》则描绘了巴人渔猎习俗：“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诗中描绘了嘉陵江色彩艳丽、青碧如玉、浪花映日、美不胜收、迤逦迷人的自然风光，再加上巴童荡桨、自由自在，水鸟衔鱼、来去如飞，逼真地凸显出该地渔猎风情与和谐胜景，令人向往。

除了写道路的险峻和景色的优美，杜甫还写到巴文化历史变迁，比如《南池》具有明显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南池位于阆中嘉陵江南岸的七里坝，乃古时之彭泽大池，传为伏羲、女娲之诞生地，故巴人以伏羲为始祖，后迁巴国于阆中。汉唐时期，此地万顷苍池，洋洋数里，皆为泽国，称为彭道将池，又叫彭池，池畔建有汉高祖庙。“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犹正直。不应空陂上，缥缈亲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渎。”可见其地香火旺盛，唐朝既崇佛教，又拜巴人始祖。宋代水枯池毁，成为农田，我们只能从杜诗中窥其“自汉迄唐，堰大斗小斗之水灌田，里人赖之”的彭池大泽概貌。

杜甫一方面继续关注朝政，“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巴山》），另一方面观察了解和记录巴文化，自称“商歌还入夜，巴俗自为邻”（《与严二郎奉礼别》），为我们留下比较全面的巴文化农牧渔猎林等多样化活态化的真实民俗史料，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