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首府考辩

第二，川陕苏区是军事性质的，其首府的建立必然和军事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向前同志在《巴山烽火·序》中说：“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这是最显著的特点。”从整个川陕苏区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首府的选择和建设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这一中心的。《红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指出：“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73师217团，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之后，于12月18日进占通江北部边界之两河口(今河口乡)，守敌一个连闻风逃窜。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继进泥溪场，即以10师向通江东北之洪口前进，向东发展。到达瓦石(室)铺后，又以73师经涪阳坝向通江城西北之平溪坝前进，向南江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11、12两师直趋通江城，准备在攻占通江后再向巴中发展。25日先头部队解放通江城，守敌的第二旅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这样，红四方面军就乘敌兵力十分空虚之际，迅速地展开部队，控制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此后，红四方面军的每一重大军事行动，无不以保卫苏区首府，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目的，每一重要战役的布置，战略指令都是从驻于通江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出。这勿庸赘言的。

同时，红四方面军每攻下一城一池，缴获的一草一木，无不集运到通江这个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然后再分到需要的地方和部门。杨沅在《军事资料》创刊号上发表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时期后勤保障工作》一文中说：“红军每赢得一次胜利，特别是在打开一座城市，总有大批的缴获。前线部队缴获的物资，除经批准留用部分补充消耗外，其余一概上交”。上交到哪里呢?作者进一步举例说明，“1933年9月，红军攻克达县城后，缴获的重要物资(机器、装备、武器、弹药、金银、布匹等)堆积如山，重量在万吨以上，前方经理处在地方政府和前线部队的协助下，组织万余军民，沿水陆两路(水路经州河、巴河、通江河，陆路经罗江口、大成寨)，途径三百余里，历时月余，将物资全部运到通江地区，极大地弥补上了红军的物资不足。”

还有，首府既然是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必然应该是工作的重点地区，这里的政教措施和民众觉悟都应该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这点，在支援革命战争，参加红军的行动中是可以得到充分体现的。1933年1月—1935年3月，苏区首府的4个直辖县(赤江、赤北、红江、红胜——今全属通江县辖)共近5万（48000）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参加独立营、游击队的几乎是通江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第三、对外联系。

川陕苏区作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要和外界取得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多不可能是公开的，而是在川陕苏区的高级神经中枢秘密进行的。事实证明，各种重要的、秘密的联系是在川陕苏区首府通江进行，而没有也不会在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个问题温贤美在《党史通报》1985年第6期上发表过专文论述。温说：“红四方面军与陕军杨虎城部孙蔚如的三十八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这不仅使红军在北边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反对四川军阀的围攻，而且还开辟了由汉中到通江的红色交通线，使红军可以得到作战急需的军用物资，大大有利于红军作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与陕军的联系线路是汉中到通江。如果其地方也可能被称作首府的话，为什么不是汉中(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到那些假想的地方呢?

第四，后勤工作和经济建设。

任何一个攻权的建立与维持都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而雄厚的物资基础和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又会促进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川陕苏区自建立之日起，即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即根据革命战争和改善工农生活的需要，兴办了大量的工厂，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和整个川陕苏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据统计，在苏区首府通江兴办的各类工厂200多个，其中大型工厂就有17个，它们是：

红四方面军兵工厂 、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 、川陕省景家坝铸锅厂 、川陕省长坪铸锅厂 、川陕省钢溪河铁厂 、红四方面军被服厂 、红军方面军纺织厂 、红四方面军织布厂 、红四方面染布厂 、红四方面军斗笠厂 、红四方面军草鞋厂 、红四方面军盐厂 、红四方面军肖家河碗厂 、红四方面军苦草坝酒厂、饲养场 、铜溪河红军脚码子厂、 红军纽扣厂

设在通江苦草坝之罗坪的红四方面军兵工厂，下设子弹厂、炮弹厂和三个枪房，整个兵工厂共有职工1400多人，各种机床138台，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100多万发(枚)，修理机枪200余挺，追击炮200余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些，在当时的条件，除苏区首府以外的任何地方，虽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小型、零星的工厂(大多服务于生活)，但绝无首府的各类工厂这样众多、全面、系统、规模和作用也远没有这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