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伟章（任炜章）与“川北民军”

二

1932年7月，任伟章率部弃职起义，建“人民军”于渠县。李载溥与任伟章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关于在川陕界上南江县桃园寺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决定，指示初建的“人民军”前往南江，由李载溥协助组织“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任伟章任司令，李载溥为参谋长，司令部驻老君崖。改编“川北民军”后，任伟章首先整顿军队纪律，规定“不准糟害老百姓。我发盘缠(钱)，要吃什么去买，不准抢，违者枪毙。”部队行军打仗，凡部队食宿的地方，启程前都要喊来主人，查看他丢失了什么东西没有，一切处理妥善才又前进。“川北民军”由于树立了良好军纪，取得驻地群众支持，不少青年陆续参加到“川北民军”，部队得以生存并求得发展。

任伟章部队起义经广元到南江，同国民党军阀政府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1939年《重修广元县志稿》第二十卷载:“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任伟章抢掠南部，经仪陇至广元庙二湾，刘汉雄截御于黄洋，适大雨，黄洋水涨，旺苍坝得以保全，任匪窜入八九区，据山险行赤化，是时赣匪在泽，窜通之祸，任已先示其兆矣”。任伟章在广元县五郎庙、水磨坝，南江县杨家坝、上两河口，以及陕西南郑县喜神坝一带，以多种办法支持群众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推动南江人民在1932年仲秋掀起席卷全县的抗捐运动。

任伟章到达南江后，南江立即出现了石印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打倒苛捐杂税”等标语、传单。“民军”旅长郑大勋，策动长池群众两次进城‘闹军款”，副团长曾省吾、营长谭惠育带领杨坝抗捐队伍首起响应，推动各区群众齐集县城“请愿”，并派干部徐长富作联络。各区抗捐队伍虽数以万计，进城闹款却秩序井然。任伟章还派“特科队”奇袭长池，打死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胡文炜，全歼公安局局长李春年所带一排兵力，给全县抗捐运动以极大支援[3]。在抗捐运动中，任伟章领导的“川北民军”，号召群众为“民军”筹集微少的军粮，即保不向军阀政府交纳繁重的军款;所委旅长、团长、营长，在各区策划与鼓动群众抗捐，以及武装袭击保安队等，成为抗捐群众精神上的一大支柱。尤其抗捐运动后期，实际上成为抗捐群众的后盾，当军阀政府抓捕抗捐群众的时候不少人即参加“民军”而获得保护，这些对整个抗捐斗争都是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反之，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迫使军阀政府疲于对付由于这一斗争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客观上又为‘川北民军”的存在和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结果，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准备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为开创川陕苏区作出了贡献。

1932年南江的抗捐斗争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官逼民反”的斗争，它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涌入县城闹款的农民近四万人，学界、商界、政界大部都投入到运动中，为当时川北最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并影响毗邻的通江县。有不少材料说明，这次抗捐运动积极接受了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它的积极作用远远超出南江县境，为红军解放南江建立苏维政权铺开了道路，为南江土地革命建立了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