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考

湖广填川是四川人应该关心的问题，更是填川人应该关心的问题，它对于研究四川人文、民俗、工商业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但大多数人只知是填起来的而不知是怎样填起来的。又因代远年湮，头绪纷繁，也非短时间能够理清顺的，所以新地方志大都只字未提，而旧地方志亦只一笔带过，致使这段历史似乎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历史，实在是四川人的憾事，编者查看了一些档案、图书、族谱、碑记，仅就个人知识水平做番考究，供有识之士探讨。

一、四川地广人稀原因

四川在唐宋元三代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发达之区，至明末清初一落千丈。且不说工农业的凋敝，连人丁都寥寥无几。人何以少?主要死于战争。

1640年张献忠入川，1644年建国号大西，1646年张离成都转战川北与清兵征战七年。1659年清兵人成都略定四川。1662年清军集川陕鄂军攻川东十三家抗清军队。1663年清军镇压13家义军和南明残军。1673年因削藩事引起大战，吴三桂叛清，部将王屏藩攻入四川，1681年清以川、粤、湘三路攻吴世璠，三藩事平，川战始止。从顺治三年(1638)至顺治十六年(1643)，清军六进成都;从顺四年至顺治十五年清军五进重庆，义军与清军，清军与南明军，与吴三桂叛军拉锯战激烈。从顺治六年(1641)到康熙二十年(1681)的40年中，大规模战争达25年，其余15年中也时有战祸。如1700年打箭炉番民反清，1703年威州番民归附，1714年挑崛边外番民投附等外，尚有地方志中各种“之乱”、“之战”，“之祸”亦屡见不鲜。鼎山寨就有“姚黄之乱”、“献贼之祸”等碑记。四川人口锐减，战争是主要原因。

兵祸前后，灾害频仍。顺治四至六年全川大旱，达县苍溪饥民大逃亡，百里无烟。“苍溪似洪茸之世，大旱大疫，存者万分之一”。康熙二十五年，内江“民出就食，所存者不过数十家”，仪陇县1651年“邑侯张在宸为保聚计，仅得十余家”。1648年瘟疫流行，死于床路无人掩埋，数百里无人烟。1672-1735年虎灾。数十虎白日出游，鱼贯而行。南充“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清代四川史》载:“张懋尝去荣昌上任，主仆八人，五人葬身虎口”，时闻虎食人，人虎斗。兵祸、旱灾、瘟疫、虎灾往往互为因果，同时并行。特别是1686、1693、1710年的旱灾惊闻朝廷，诏免钱粮。如此战死、饿死、病死、劳累死，闾里为之一空。史载当时四川是“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不少高楼大厦、官署，后来在茨草篷里砍出来，偌大一个成都府，为毒蛇猛兽之所居。以故，川中七年无主;以故，康熙11年(1672)营山县报廷粮户143户，8l9丁(丁，成年男人)，据此推算，每户男成年约为5人，则每户17人。143户共2431人，为营山县全县共有人口。四川省以203个县计，共有人口493493人，则每平方公里为0.88人。则鼎山区为218人。即扩大概算为60万人，四川省每平方公里为1.1人。战后的42年(雍正元年1723)巴中县人口仅1984丁，四川地广人稀，稀到这个程度，主因虽然在战争，但责任不在张献忠个人头上。所谓“八大王剿四川”之民谣，乃出于政治目的之偏见。

二、湖广填川

湖广，清时湖南，湖北称湖广省。

康熙10年(1671)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疏秦四川地广人稀，请开招民之例。是年上谕全国:“凡举贡生监招民及数者(50人)赏给职衔。凡垦田20顷以上，试其文通者即择为官”，这就掀起了移民热。两湖、两广、江西、陕西之民应诏入川。据(四川通志》卷六四《户口》载，康熙十年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四川)”。又载“凡他省人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清圣祖实录》卷三六载:康熙十年规定:“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1673年清政府又颁布:“诏民垦荒十年起科”的法令，进一步掀起移民高潮，蔡毓荣为了捞取更大官衔，是年采取文武两招法，文招：榜示四川及邻省，宣传四川地大物博，凡愿入川者沿途保证吃住安全，到川后插占为业，永归己有。武招:趁夜静更深军队突然包围村舍，集男女老少于空坪，官员在看中人身上一巴掌即为应诏，被推往一边集结，成批解往四川。

就在填川前后的1669、1670、1671、1672湖广省水旱瘟疫成灾，政府虽诏免赋额，但仍旧为数不少的人或因日食难度，或因四川地广人稀而自动人川者亦不乏其人。康熙51年(1712)李先复秦疏“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欠粮惧比(比，钱粮交付期)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单湖北省就是数十万还有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江西、贵州之民，当不下十数万人即二次填川高潮。

雍正六年(1728)上谕内阁:“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已令四川督抚设法安插，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颇好，广东亦非歉岁，不过近水之地略被淹损，何至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也……大约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又有一种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愚民被其煽惑……独不思川省食物价贱之故，皆因地广人稀食用皆少……”这说明两次填川之后群众自觉入川者亦复不少。即三次填川。

综上说明填川不是一次填起来的，从康熙十年起到雍正六年共填了58年，甚至填到乾隆年间。通过填川在四川土著人口中起了巨大变化，原来百分之九十五的四川人现在只占百分之五。据《成都通览》载:当时“成都人”皆系“外省人”。其中湖广占百分之二十五，湖南山东百分之五，陕西百分之十，云南贵州百分之十，江西百分之十五，安徽百分之五，浙江百分之十，广东广西百分之十，福建、山西、甘肃百分之五。《锦成竹枝词》有: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传说古时老四川人把妈喊姐，现在遍寻不得。

三、关于来自孝感乡的问题

既然填川是十余省之民，何以大都说是来自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这大概有以下原因:

（一）元末至正11年，徐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以红巾为号起义，徐是年在麻城称帝，地主官僚纷纷避兵入蜀，这就去了一批麻城人。徐的部将明玉珍攻四川，明玉珍在1362年于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十四年，明是湖北随州人，随州离孝感近，入川部队肯定有孝感人，建政后肯定又有不少麻城孝感人入川。

（二）张献忠攻入麻城，降募麻城孝感地区队伍得5万7千人，其中以孝感最多，别立一营为“楚营”。张在成都建政后，楚营家眷相继入川，张失利后，这批官兵落业四川。

（三）蔡总督为了要功要赏，肯定在辖区内大干一场大捞一把，他把目标确定在地大人稠的麻城县孝感乡(当时乡的建制相当现在小县的二分之一)。武招时留下一手，所有精壮男丁一网打尽，两三年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陆续入川，这一着又是武招的三四倍。蓬安县沈光以的远祖妣碑记上就有:“康熙14年入川”，即武招后的第三年率家入川。蔡便以“招垦有功加兵部尚书”。

（四）元明时期人川的孝感人，通过多年的往返串连，陆续入川者应大有人在。蔡毓荣的武招时又来一大批。这一大批又系集中解押而来，既有声势，又系上司亲自组织安排而来，更不同于零星入川者，自然对待这批人在政策上有所松动，格外恩典，这样就给孝感人以光荣感，给外省人以羡慕感。武招来的这一大批人通过亲联亲，邻联邻，又出现全家搬的局面。这在族谱碑记里都找到证实，如“阖家入蜀”、“邻里结队而行”“将雏入蜀”、“公死于他乡，母则生还，是为入川始祖妣”等等。传说陈姓本系孝感富人，有田八百挑，因欠租的，欠钱的，当佃客的，舀纸的，织布的都入川了，陈亦举家入川，插占千三百背田土，又能舀纸、织布，还比原来富些，似此入川者也不在少数。这种移民运动直延续到乾隆初，鼎山乡刘姓祖坟刘荣沛碑记有“先世居楚称望族，乾隆初，定宁公奉厥考清裕公迁蜀，居巴州鼎山乡”。例见一斑。

（五）随着外来人口增加，逐渐产生纠纷，纠纷中逐渐产生小团体，提出什么土著、客家、红册、黑册，同省人即家乡人，家乡人敬桑梓大神，敬哪个神人哪个庙等等。在川中七年无主的情况下，不得不公举一些酋长式人物作统领。孝感人以其人口多、资格老、能量大，公举时很自然地获选。传说孝感张爷选为统领后，确实办事公道受人尊仰。江西人为炫其富有，把万寿宫修得富丽堂皇，吃九黄斋三天，僧佛经忏，笙箫鼓乐，热闹非凡。禹王庙属姓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张爷出面号召两湖人每人志愿出钱为鼎山场办好事，在场口设两只箩筐，一个月就收32筐麻钱，十三锭银子，有了钱在鼎山寨修传经殿，塑十八罗汉，在关帝庙办义学三年，各省人都佩服“孝感张能行“。孝感人名声大增，每遇械斗群争，为借威壮胆，本不是孝感人班称孝感人，以求庇护、谋生存，自然两湖和其他地区的来人也就以同乡傍同乡，也说成是孝感人，在当时人多为王的历史条件下，众多非孝感人依附孝感也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