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川北根据地的“肃反”

3、张国焘巧设鸿门宴

至此，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者巳几乎被张国焘一网打尽。

张琴秋大难不死，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得知坚持留在鄂豫皖斗争的丈夫沈泽明牺牲的消息后，巳经快和张国焘最信任的陈昌浩结婚了，这多少有点让张国焘感到了投鼠忌器。

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书生气十足的张琴秋在小河口参加秘密会议后对陈昌浩说，部队上下对张国焘很有意见，希望陈昌浩劝一劝张国焘，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全军同志，使队伍能迅速地走出困境。

显然，她对陈昌浩谈到的会议的情绪、议论、发言，远远地超过了与会者联名给张国焘的《意见书》的内容——她的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她对陈昌浩的这一番谈话却酿成了张琴秋本人后来的悲剧，并且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漫延到了众多参会指挥员的头上……

但即便如此，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由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贬到王坪总医院当政委，再后来创建妇女独立团时，又将她调去任独立团政委。

十一月绥定道党代表大会在宣汉双河场召开，保卫局以“审查代表成份”的名义，将由川东游击军上月刚改编成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的军、师、团级干部黎时中、龚堪庸、龚堪彦、王秀毓、王云树、牟永烙等七十余人逮捕，一部分当场处死，余下的押到巴中活埋。

王维舟在此之前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刚被撤职，没有资格来开会，捡得了一条性命。

杨克明、魏传统到得稍迟，还未到会场，因得当地老百姓密报，假借屙尿扭头便走，然后跃上座骑，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才幸免于难。

接着，张国焘又下令将红三十三军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学习为名集中关押，邓廷壁、高继升等六十余人陆续被处决。连任职不到一月的九十一师师长冉南轩、九十八师师长蒋群林，也被诱捕后活埋，红三十三军三个师长只有九十三师师长王波一人活了下来——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之际，王波最先率人前往迎接，获得了张国焘的好感——致使红三十三军损失惨重。

死得最惨的，当数红军独立师师长任炜章。

四个月以前，任炜章还是围剿红军的川军杨森部的旅长。该旅是杨的精锐，有两千多人，火力配置很强，有不少手提式机关枪、迫击炮。

当时和任炜章在战场上对峙作战的是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红七十三师，其装备远远不及任炜章旅，力量尤为悬殊。可就在南江城外，任炜章经张逸民策动，毅然反戈一击，投向了革命阵营。喜得王树声紧握着任的双手不住声地说：“革命不分先后，过来就好，过来就好！”

任炜章旅被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他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从鄂豫皖过来的刘杞（“ 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领袖之一，此前任第十二师政委）任政治委员。

不久，田颂尧卷土重来，任炜章率独立师在空山坝迎战，给了田重重一击。任炜章也因此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通电嘉奖。

但是，张国焘骨子里从未相信过起义、投诚过来的的部队，尤其是军官。他固执地认为，这些军官今天可以把人马带过来，明天难免又随时可能把人马带过去。他对他们时时心存戒备。他在与亲信们的谈话中，多次强调过对起义、投诚部队，要枪、要兵，不要官。

六月下旬的一天，几十匹战马抖鬃扬蹄，卷起一路灰尘，向着南江县木门镇奔去。那是川北党和红军的最高统帅带着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赶到木门镇去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

“广华寺”，一座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古刹座落在一片同样小有名气的山林里。

寺庙内外，古木森森，枝叶繁茂，蝉儿在枝头吟唱，此起彼落，悠扬清亮。倘若在太平年间，朝山的香客会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焚香化纸，顶礼膜拜。眼下由于战乱，由于土匪出没无常，这块圣地早巳被人们冷落了。

上午九时左右，张国焘的马队到后不久，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也先先后后地陆续赶到了。他们满以为是奉张国焘之命来这里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而绝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或衷心敬爱或心存敬畏的最高统帅会煞费苦心地在这座古刹里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来自投罗网。

而我却知道，肃清红军中高级军官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早巳在通江便制订好，张国焘亲自赶往南江，不过是具体地实施这一计划罢了。

而且我还知道，张国焘路经南江县城时，住在他尤为信任的一位爱将的指挥部里，并且叫这位爱将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提前赶往“广华寺”，将这座古刹四周的山头、要道全都控制了起来。

我们这个精锐的警卫排更是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都预先作好了防范措施。

指挥员们在古刹前下得马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气氛非同寻常，四周不仅设立了岗哨，还有荷枪实弹的巡逻队走来走去。庙门处、庭院里、通往后面禅院的廊道上，肃立着武装的警卫。

充作会议室的大雄宝殿里一片寂静。高踞宝座之上的如来佛惊讶地注视着聚集在他的宝座之下却对他视而不见的人们。

是的，红军的指挥员们无暇顾及如来佛，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眼中，他们的统帅远比如来佛高大、具体得多。“真命天子”的传说让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对张国焘顶礼膜拜，这在红军指挥员中同样为数不少。而真正的惟物论者对张国焘也没有理由不肃然起敬。

张国焘抬起头来，逐一审视着各位与会者。当他的目光透过薄薄的镜片射到任炜章脸上时，分明还露出了一丝赞许的微笑。

可是，笑意转瞬即逝，统帅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指挥员们，声音不高却透着雷霆之力。

“我把大家从前线叫来，是因为我必须向你们中的某些人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过去由于我们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号召反革命分子主动自首，没有解释号召反革命自首，仅仅是我们对付反革命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似乎也就引起了一些暗藏在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幻想，这是非常错误的。”
他突地站了起来，声音也倏地响亮了许多。

“有的地方肃反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参加红军之前是反动派的爪牙，当了红军依然去抢地主老财家的钱财，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女人都强奸了，结果怎么样呢？口头承认一下错误，叫家里人给部队抬两口猪来，就算是自首了。有的部队，混进的地主富农分子不少，甚至还担任了不低的职务。我要问某些领导同志，这样的队伍，到底算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巳经演变成了地主富农的武装……”

任炜章心中猛一揪扯，一丝淡淡的愁绪，凝聚在他的眉宇间……

的确，他领导的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后的这三四个月时间里，虽然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可抢劫民财，私分战利品，甚至奸污妇女的事情也偶有发生。对于这种种劣行，他和刘杞、张逸民毫不手软，都按照红军的纪律作了严厉的处置，还把强奸地主家大小老婆和女儿的三个为首分子枪毙了。张主席此刻说的，想必就是这件事情了……

还有更令他紧张的是，独立师前几天出现了一些异动。川军进攻时，他手下一个叫杨西如的营长带着人在火线上哗变了。当天晚上，张逸民就被保卫局的人抓走了，至今还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张国焘的声音还在大殿里回荡着。

“第一，必须在红军中继续清查阶级成分，经常注意考察，要考察得周到、迅速，特别要加强对投降士兵和新兵的考察，要坚决彻底地把一切坏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淘汰出革命队伍。第二，反革命老早就有混进地方武装中来的计划，各级政治部及军区指挥部，必须大力清洗地方武装，特别是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分子。第三，必须加紧改造苏维埃，将暗藏在苏维埃内部的坏分子，一律清洗出去……”张国焘说到这里，把拳头重重往桌上一击，犹如睛空一声霹雳炸响。

绝大多数与会者面面相觑，愣了一会儿，才附合着那巳经响起的热烈的掌声。

心事重重的任炜章猛然回过神来，也赶紧鼓掌。

掌声中，张国焘突然沉下脸，猛地一声怒吼：

“把混进红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给我抓起来！”

任炜章一惊，没等他张口申辩，早就站在他身后的两位保卫局的战士立即将他的胳膊反扭到背后，抖开棕绳把他捆绑起来。

任炜章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和死神这样迅疾地紧紧地攥住了他。他头上的军帽被揭掉了，露出一头猪鬃样的短发。他的个头很高大，黑红的脸膛上被阴云复盖，喉咙发痒，想叫… …

他挣扎着抬起头凝视着一脸杀气的张国焘，一时又不知道说啥好……

还有什么可说的？谁叫你在军阀部队里担任地高官？谁叫你不管束好你的部下？

他被拖了出去，立即，身后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就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宣布了一长串“反革命分子”名单，念一个名字抓一个，捆一个，第一名就是任炜章……

黑夜降临了，狂悖的夜风敲打着牢房的牛肋巴窗子，弄出一片恐怖的声响。

半夜，一个南江口音上了年纪的士兵当班，他隔着破门，看了看坐在一堆乱草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淌着鲜血的任炜章，突然压低嗓子说道：

“任师长，我是晓得你的呀，你和张参谋长都死得冤，可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张逸民……他死了？”

“三天前，他就被处决了。”

得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一些，既然生的希望巳经破灭，他只渴求死得壮烈一些。

士兵说： “任师长，哪个会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哟！”

“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还年轻，还能为革命做点事……我的兄弟们都是真心实意过来的，杀我就行了，不要再连累他们，他们还年轻，很多小兄弟还没有成家。”

“任师长，你说那些，我咋做得到？你有啥话留下，我想办法给你屋头的人带去。这个，我做得到。”

“有话，不要把我的死讯告诉我娘和堂客耳朵里。”任炜章的声音异常平静，“还有，把我和张逸民埋在一个坑里……啊，有烟么，我想再抽一支。”

任炜章被抓后，红军独立师里连级以上的干部也全部被关进大牢。他们成为犯人后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用石头砸他们敬爱的师长。

任炜章被推进一个坑里，随着一声令下，犯人们排起长队，每人手中抱起一砣石头，依次上前往坑里砸。二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是拜把兄弟，磕过头喝过血酒的，拒绝动手，当即也被反捆双手，推进坑里。

这是川北大肃反时常用的一种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卓有成效的，既能检验参予者是否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又能激发参予者强烈的阶级感情，而且还可以借此发现暗藏的阶级敌人。 石头像冰雹、手榴弹一样往坑里飞去，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可是，一张张脸膛上，早巳是泪飞如雨。

已经变得像血人一般的任炜章不忍部下跟他一样受难，仰头大叫： “弟兄们，砸呀……快砸！”

鲜血喷起来老高，邱正和倒下了，任炜章还在摇晃着——猛然间，他像受伤的雄狮一样咆哮起来：

“弟兄们，没啥！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又戴红星帽！”

终于，那些跟随任炜章征战多年又一起投向光明的军官们，怀着万分的痛苦和不尽的迷惘，硬起心肠把他们的师长砸成了一团肉酱。

任炜章临死前的遗言没有能够实现，不仅二十年后未能重新成为一条好汉，没有能重新戴上红星帽。相反，在他死后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就因为他在被大军阀杨森招编之前与一帮绿林好汉穷苦兄弟曾啸聚山林，一顶“土匪头子”的黑帽，压着他的英灵，更压得他的家属、亲戚，连同他战友的家属、亲戚抬不起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任炜章才得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

历史，不仅染着斑斑血痕，还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

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回顾了那场旷古未闻的大灾难：
“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王维舟则在一九五0年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时，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向肃立墓前的生者以及死去的英烈悲愤地说道：

“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地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与我风雨同舟，在地下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