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炳：巴山英雄的悲情人生

1、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一九三三年二月里的一天，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那年三十四岁，是大巴山上的猎户。长得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条很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他那副模样，使我一下子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国焘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国焘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叮着他。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国焘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国焘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去，张国焘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国焘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国焘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国焘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的上海学生运动的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 “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说才好。

张国焘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不久，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三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已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省苏保卫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白扇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处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2、难忘的见面

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衔，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国焘，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廖承志、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已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估计熊已经蒙难。

谁知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唯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兜担箩筐的男女在拥在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 “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表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

我和熊国炳的这最后一次见面，和电影上看见过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里秘密接头差不多。 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脸色像大西北的戈壁一样焦黄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熊大哥，你老了哟！”

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潮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

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

“狗日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在城里见到王波（原红三十军九十三师师长）和李玉兰（应该为李玉南），他们对这事也有看法，说不应该由四方面军的的广大官兵替张国焘背这黑帐。”

我还告诉他，李先念的警卫员刁仕昌如今也只能在土陶店里卖碗。

熊国炳说：“他总算有个单位，比我好嘛。我在大西北这些年里，啥子‘烂滩’都搞过。”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马家军骑兵的包围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十分惨重。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巳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李特、黄超、熊国炳、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两名主帅在危急关头离队而去。无疑会大大动摇军心。但当时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徐向前本来是愿离开大家随陈昌浩回陕北的，李先念等人也不愿意他走。可长期受张国焘影响，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坚定站在张国焘一边的陈昌浩怒火冲天固执己见，说要回去和中央进行斗争，要追究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后来，徐帅在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时，为自己当时无法坚持意见迁就了陈昌浩（陈在党内的地位比徐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极有威望）坦诚直书，并深感疚愧。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自己的失策和错误文过饰非。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他在那里等到伤势稍好，便离去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方知西路军巳全军覆没。

本来，前一年红四方面军还在懋功、阿坝一带盘桓时，他就从由川北跑来追部队的人员中了解到，红军和苏维埃撤出不久，一支国民党军队开到熊家湾，宣布熊国炳是罪大恶极的 “赤匪”头子，当场将他的妻子赵秀兰和两个儿子杀害，弟弟逃走下落不明，父母遭毒打致残，三个妹妹也遭迫害。这消息使他悲痛不巳。如今他又孤身一人流落在戈壁荒原，更是倍觉凄凉。

后来，能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时间一长，便与道长熟悉了。

这道长虽不知道熊国炳的真实身份，但看出他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劝说他皈依道门，或者在此地成家立业。熊国炳当然不会改变信仰当道士，但为了生存，他便和一位拖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白玉生结了婚。白玉生开有一家汤面馆，熊国炳入赘后就挑着副货郎担子走街串巷卖杂货，从此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九月酒泉解放，当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四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这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头上戴的“黑帽子”，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来自:http://bbs.tianya.cn/post-free-62248-1.shtml.何福圣口述 罗学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