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古道界牌村

大和乡界牌村地处巴州区东北部，东北与通江县杨柏乡沙泥坪村、火炬镇连接，西北与巴州区官渡乡、通江县火炬镇接壤，东南与巴州区花溪乡天井村交界，西南与该乡回龙、板凳村毗邻，面积8.2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为巴州出境东大门。秦巴古道穿行山脊三十余里。境内海拔600—800米，沙回坪（杀牛坪）、红碑梁、何家梁等山脊提纲挈领，构成山岭相携、田畴相间的山地台塬。

一、历史沿革

明清之际，界牌村是巴州、通江县分界线，立有官府区域分界碑（村民沿界牌交错分布），界牌村因而得名。清宣统前巴州设十一乡，界牌村隶属明山乡四甲地；民国隶属清江渡乡（领中兴、大罗塘、丝连垭、新庙子、板凳垭、新场），为大罗塘管辖；1949年政权变更，界牌村隶属大和乡至今。

考察当地地名，可上溯三国时期，此地始称沙回坪（后蜀程姓始祖程琼隐居地），后世称“沙回坪”或“沙泥坪”，因境内成土母岩为砂岩，沙壤土形成及流失而得名（见于程氏宗谱、清代墓碑），后来嬗变为“沙牛坪”或“杀牛坪”。亦说明清时代，古道商旅往来频繁，战乱不断，古道牲畜贸易、店铺及市场沿途增多；正义之师与匪患交织，起义与流民难辨，界牌村成为战乱重灾区，战争的波及，牲畜也未能幸免，“杀（沙）牛坪”因而得名（“牛坪”一名，见清代墓碑）。

沙回坪山属大巴山脉逶迤至通江西部山脉延伸。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山脉志》：“石门寺山脉自石垭子分支南延为马家寨（一名天成寨），经双凤垭（山下有清进士朱昱父子墓）、沙泥坪（在治西七十里）南入巴中境为明山（在巴中花溪河西），别支南行讫于大罗塘。界牌村位居‘双凤朝阳’（在治西八十里双凤垭，前后两山各舒凤翼，中有圆峰如日轮，俗呼‘双凤朝阳’）和通江西至巴中要道（由治城三十里鹦哥嘴、三十里杨柏河、十五里沙牛坪接巴中县界，一百零五里巴中县），为通江入巴中要道，为旅省及赴嘉陵道署必由之路。”南来北往的政要、商贾、将士、行旅频繁驻足的要冲，讫于公元1958年。

界牌村二、四组沙泥坪山顶周围（面积180000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该遗址属于山地文化类型，与龙山文化同一类型。据此推测，界牌村已有五千年人类历史。

秦汉以来，这里是秦巴要冲，是米仓古道主干道，是秦蜀商道和古驿道。境内留下大量先民文化遗存，如古驿道、岩墓群、墓葬群、古佛龛、客栈遗址等，至明清、民国时代，丰厚的人文底蕴，史不绝书，伴随人类社会进化（治乱）的脚步，走向现代文明。

昔高祖为汉王时，发巴郡夷人伐三秦既定，乃遣还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席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岁入賨钱，号为“板凳夷”。按“板凳夷”谓赋为賨，故呼为“賨人”。后汉张鲁据汉中，与刘璋为敌，璋以庞义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鲁。义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巴中县志·拾遗》）。自汉晋以来，没于群獠抢攘，于齐梁魏周，故唐世统一，特简重臣镇其地，天宝末年夷獠乱之，宋乾德重文协侵之，元至正中明玉珍陷之，兵役不已，继以盗匪，尤以明末为甚。明武宗正德四年，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其党廖惠称“扫地王”，众十余万，置四十八总管，延蔓秦楚间，转寇巴州，人民死亡过半。明崇祯十年，张献忠乱蜀至顺治三年，献贼伏诛，“其间州中无主凡七年”。明末的“姚黄之乱”、乾隆六十年及嘉庆元年至七年白莲教起义、咸丰十一年“朱逆之乱”，多次犯境；1933年—1935年，这里大小战役5次，界牌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界牌村特殊的战略位置，凡欲酝酿历史开头，或觊觎天下者，战乱硝烟进退必扰，也因此饱受战火洗礼。境内至今留下了可资凭吊的文化遗产，成为界牌村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或徽记。

二、历史文化

千百年来，村里人“质朴好义，民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尚勤俭，民情朴实。”出入秦巴古道的兵、士、农、工、商往来不绝，驿路酒肆、商店始兴。尤其是官宦世家“叶落归根”，皇权不达乡村的宗法制度，乡绅社会的高度发展，乡村治理与繁荣，有其稳定的社会基础。各种形式的乡村自治组织成长，如家族治理下的清明会、夫子会、行业（五匠人员）自治组织、哥老会、同善社、义仓义田义学、庙产（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与行动，最大限度满足了乡村社会公共需求。乡村公序良俗的形成，依赖乡村传统教育，如宗教角度的宣讲堂（圣谕坛）、私塾、宗族各种祭祀活动，包括传统节日庆典、社火及喜闻乐见的乡村杂耍。乡村伦理与道德构建，重点围绕乡民生、养、死、祭展开。族群在乡村教化过程中（尤其是乡绅或德高望重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而乡村世代“孝贤传家、诗书传家、耕读传家之风”（200余人的乡村，私塾8处）被普遍接受，崇尚“演兵习武、保家卫国”，文武兼修的人格锤炼（村里有3处教场遗存），并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的治理、道德风俗及行为习惯。即使是改朝换代或战乱影响，乡村的自建与自我恢复过程，深厚的文化信仰及生存伦理使然，无一例外同化或认同于传统的儒、道、释价值引领。

界牌村早期先民留下了多处文化遗迹（如賨人岩墓24处；獠人在山谷者穴居野处，死为石椁，无棺木，观山岩间石洞遗迹可见，宋元后消失或同化）、石棺葬群多处。战乱与频繁的人口迁移，賨人消失及诸多历史疑云，村内没有留下更多可供查考的文献与遗产（或更多考古资料佐证）。直至后蜀（晋）以降，程氏家族迁居此地，逐渐演变成土著，界牌村历史才逐渐明朗。

“元末明初之际，邑地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旋经献贼扰蜀搜屠无遗。其窜匿保全者遂为土著。清初招来垦者日众，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明中叶入巴者黑册，清代陆续入巴者红册，户口滋生日益繁衍”。清代多次战乱与移民，如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粤之民著籍，插占各因其故，习以为俗。水土所钟，其人大率质朴而少文，刚毅而尚气，勤苦力作，尚无纷华靡丽之习。男耕女织，耕田锄地，采薪拾橡，习以为常。考诸宗谱和明清碑碣，界牌村现有姓氏中，程、何、杨、王四姓历史尚早。程氏先祖后蜀弃官隐居，迄今1000余年历史。其余45个姓氏均属明清以后移民。界牌村移民尤以战乱（明清）、商旅、佃户（民国）、灾荒（清代、民国）移民为甚。截至民国初年，全村有二百余人口，姓氏25个；截至2015年，全村姓氏49个，人口1056人，是历史时期（1911年）人口的五倍多。历史时期“乡无巨富之户，而稍有田地者，亦能自食其力”信然。随着人口繁衍，社会制度演变，今日乡村虽有起色，但就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全面评估，差距仍然很大。

历史上界牌村功名仕宦者近百人，程琼官至后蜀尚书，程桂芳兵部侍郎，程氏一门进士举子数十人。据《何氏宗谱》及河源神主碑载，清代何氏家族进士、举人、贡生就有9人，此外张、王、杨、李姓家族考取功名者，代不乏人。即使到1949年，乡村私塾仍有8所，功名不仕而授业解惑者10余人。按人口比例计算，界牌村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取得功名数量空前绝后，为仕为师者不乏其人，进入文化鼎兴时代。2014年统计，自1949年以来界牌村大学学历者28人，可见后起之秀正随时运声名鹊起。

村里保留清代、民国时期院落数十处，其中四合院8套、三合院21套，保存较好的15套，年久失修的4套。木质青瓦，穿木结构，讲究建筑风水（环境），雕梁画栋，巧夺天工。木石雕刻精美，匾额雅致（清代以降3处），水壁（石）工艺精湛，古朴典雅，人居舒适，具有防潮、防震、书画艺术美等效果，协调山水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生态观，植根村民衣食住行之中。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蒙昧时期，或经战乱匪患，岩居穴处躲避灾祸，生存与自救遗迹至今保留多处（如杨家岩、老龙洞、老石嵌等），为后世研究先民遗踪不可多得活文物（标本）。全村遗存36处古墓葬群、600余座古墓，是界牌村的历史文献，是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上溯秦汉，下迄民国，经典之作不胜枚举。

造墓风俗，历史悠久。村民说“造坟谓之修山”，坟前多旗杆及石狮。根据家境和不同的文化修养，与之相适应的规制造墓，充分体现先民的尊严意识，及“生之以礼，伺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生死价值观。惜“文革”毁坏，十不存一，诸多信息仅见于幸存的神主碑（如程道全、何源、何氏无名碑）。

三、风水地理

界牌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天地灵气所钟，今天仍然可以见到“青龙转案”、“虎踞龙盘”的历史遗痕。自古以来村民就有培育人文风水的传统，所谓“修人事与培风水”成为各地民俗。古道沿途的“九龙捧圣”的九龙庙，四十八总观的程村观，水、旱观音庙，龙王、土地庙等，寺庙、道观与宗祠交相辉映的人文景观，见证了寺庙与信仰历史，每座庙就是神圣的人文生态殿堂，心灵与生态的名山。寺庙花木荫翳蔽芾，古木森森，通过庙会与各种法会，或宗教仪轨传达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宗教与俗世生命共同体构建，成为信众或乡村的文化自觉，乡村将修桥、修（补）路、植树、放生作为善行的基本修为，备受村人推崇，并成为每个家族成员的身体力行、生死不渝、世代沿袭的家训。

传界牌古道植树始于三国，虽屡经兵燹或生态破坏，但这条古道两旁从来不乏植树后起者。《何氏宗谱》载，明清之际，何氏家族植树古道两旁，保存至今的古柏仍有285株，大者胸径近米，小则盈尺。《程氏宗谱》云：“明代国鼎栽柏树于祠堂地内，并作诗一首：‘数林柏树国鼎栽，千枝万叶捧祖台。枝枝青秀枝枝茂，枝枝永作栋梁材。’”

村民除道路、祠堂、住宅、寺庙植树外，尤其注重墓地植树，如太阳湾、柏林湾、三根柏树、黄粱树（黄连木）等地植树，历经数百年，展示不同家族的人文情怀。光绪年间，太阳湾程氏家族为保护墓地风水，专门立禁碑。

古树是乡村朴素风水保护意识和善行的见证物。祖宗崇拜和自然崇拜，阴阳五行学说，深刻影响了乡村文化走向及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大量古树遗存成为界牌村生态文化的历史注脚。

乡村自然农法和小农经济，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新时期时代的茹毛饮血，到汉代农耕文明，賨人遗迹始终是其历史见证者，农业生产始终伴随古道的兴衰走到今天。战争和灾害是制约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程氏家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造田，乡村龙神（地脉、水）、土地（生五谷万物）、观音（消灾祈福、拯救苦难）庙普遍修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民对农耕要素的敬畏，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相应的神灵道场或神坛，享受村民的顶礼膜拜，成为乡村农耕社会、经济、文化不可逾越的话题。

程姓家族隐居界牌村，程村的形成势成必然。通过开山造田（程氏夫妇打田坵），让其子孙耕者有其田，恒产、恒心成为农耕文化的传人。程村、程总观及多处寺庙、摩崖石刻造像形成，程氏显赫的宋代科名，程家祠堂的文化遗存，都说明与之对应的乡村经济进步与繁荣。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生存困难和经济衰退，移民和农业经济复苏历经数十年，加之农业基础脆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农业生产及经济活动以种、养业自保。“自教乱以来，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立，弥望青葱，所虑暘雨不时，易于旱涸。”加之匪患猖獗，商旅不通，一家一户的农业生存之道尤难。清代中叶经济复苏，祠堂庙宇的复兴，人文蔚起，民居环境改善，商旅仕宦，叶落归根，农商兼营，客栈方兴。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审美与经济繁荣程度互为表里。

纵观界牌村经济活动，基本体现了耕者有其产（田），富者田地十余亩，贫者三五亩。织布纺线，耕读传家，种、养业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以贫家小户六口之家为例，年产水稻三千斤，年猪二三头，此外家家户户弹花纺线、织布印染、煮酒熬糖，家庭小作坊随处可见，生计基本自给自足，日子悠闲散漫。客栈、行商、传统手艺等兼而有之，视为副业或家计（农业经济）补充，以应赶场过街及人情往来之礼。截至1952年，全村100余户人口中，有地主、富农10户，富裕中农6户，贫下中农80余户，赤贫者寥寥无几（占全村农户3—5%）。

界牌村的人文历史，无论器物（物质）创造，还是精神生活，在人文情怀、艺术审美、社会进化、宗教信仰、生计教化、自然生态等不同层面，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谓秦巴古道“第一村”。其文化遗风深邃而淳朴，厚重而清馨，高古而圆融。脉动人类进化的关键历史节点，无法回避历史机缘与古道驿路，是有别于其他传统村落物质、精神财富、文化标识的。慨而咏之：“秦巴古道天地间，古风照临日月燃。千年驿道神鬼笔，万种风情龙虎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