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巴中经济

1956年“一化三改造”以后，进人建设时期。尤其是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巴中的经济建设出现了高潮。到1958年，4个县先后办起了缫丝厂、食品罐头(加工)厂、煤厂、小火电厂、小水电站等;农村群众性的兴修水利、公路蓬勃开展:先是1957年12月1日达(县)——巴(中)公路竣工通车。接着在1958年12月，蓄水量6440多万方的化成水库开始修建，到1960年4月完成。1959年至1965年，相继修通省、县道公路21条，683公里。

可是，就在这段积极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发展十分曲折。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巴中四县划出了900多名“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的影响从此逐步加剧，人们谨小慎微，工作热情和建设高潮受到伤害和影响。

从1958年下半年起，又开始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伴随着“大跃进”又兴起了人民公社运动。是年7月平昌县张公乡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9月，巴中各县的农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转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同时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家家户户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不准一家一户单独起灶。从上到下都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说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一个村落几十户上百户在公共食堂吃一锅饭，还喊出“敞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日号。接踵而来又刮起了高速度、高指标、高征购和GONGCHAN风、瞎指挥风、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所谓的“三高五风”。农村种植瞎指挥，搞高度密植，栽一亩水稻要栽十多万窝，种一亩麦子要下种四五十斤。说什么“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又从高度密植的理论数字推算“高指标”的产量，从高产量的数字上分“高征购”(卖给国家的粮食)。虚妄地认为这就是发展的“高速度”。不搞“高速度”，就得反右倾。一度时间，浮夸冒报产量，抬高各项指标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实际减产，反而搞成大丰收，粮食吃不完。加上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山区几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建立一个公社，农民自留地也没有。队里统一敲梆出工、收工、吃饭、开会，所产粮食几十里外的队都要统一运到公社集中分配，缺粮的队要有粮的队无偿调去，生产资料也可无偿调用，认为这就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尤其是1958年秋掀起的大炼钢铁运动，把农村的男劳动力绝大部分调到通江、南江的山上去炼钢铁，建了不少土高炉，炼出的是含铁量很低的烧结铁。男劳动力上山炼铁，女劳动力在公社种田，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农村一些地方生产搞不好，少数干部强迫命令非常突出。巴中县三合公社党委书记半夜想起儿句口号，叫做“大炮轰保守，机枪扫落后，踢开绊脚石，迈步向前走”，于是半夜起来强迫农民出工生产搞夜战，不听指挥就在地上“拖皮”，有个带病农民被拖，把背上的肌肉拖烂，造成死亡，后来这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判了徒刑。因办公共食堂烧柴，大炼钢铁烧炉，砍了大量树木;农村缺肥便铲光山坡上的草皮积肥，在地里薰土增肥。使不少山上无草无树。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天灾加人为因素，三年是最困难的时期。生活十分紧张，缺粮缺油，农村每人每天仅供应粗粮3两，农民缺营养，生水肿病，妇女自然绝育，妇科病流行。许多村落都用民房办起一两个“水肿病院”，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各县皆因饥饿、水肿病导致人力病衰，人丁减少，不少地方出现“丢荒”(即田地无人耕种)的情况。

值得巴中人自豪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巴中人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为支援粮食告急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自己吃树皮、草根、神仙面(一种白泥巴)，三年调出粮食1.8亿多公斤，约占4个县粮食总产量的20%，无私地支援了大城市和国家重点建设。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解散公共食堂，给农民划自留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划小核算单位，工业实行“关、停、并、转”，积极整顿，加强管理，巴中的经济又开始得到平稳发展。（来自《巴中史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