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概论

三、革命斗争的延续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时，留下一支革命队伍坚持战斗在川陕边。从1935年2月组建到1940年5月最终失败，坚持战斗长达五年之久，建立了以南江县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这支队伍称为巴山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扩大革命影响，深得川陕边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多次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先期主要领导人刘子才，后期主要领导人赵明恩。组建之初，300余名红军战士，300多条枪。极盛时期，部队发展到500多人，游击根据地“以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为中心、，纵横约百里”，游击队活动区域“北达汉中南部、南至南江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纵横约300里”。

巴山游击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从其所处历史阶段和斗争基本性质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组成部分。“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刘子才、赵明恩等先后英勇牺牲，“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四、执政的合法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是党执政历程发展的起点，是党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川陕苏区是党在川陕边的局部执政，始终践行党的执政为民理念。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四川和陕西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火不息的局面”，1912年到1932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军阀把工农出身的士兵当炮灰，把农民的田地当战场，将农民的财产当军需，“每次战火，烧毁民房、街房无计”。官吏、军阀对农民课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全川人民需交纳的捐税据计达70多种”。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农民土地，“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而占人口9%至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至80%的土地。”由于军阀、地主、买办、官僚、流氓、党棍、特务、土匪头目联成一体的反动机构，剥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和基本权利，加之大工业一无所有，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鸦片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瘟疫对人民身体的侵害等，在红军到来前，川陕边变成民不聊生、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茅草棚棚篱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就是广大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对凡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施以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南江上两乡被杀害983人，杀绝43户。通江县被杀害924人，吊打113人，霸产27户，烧房485间，夺妻55人。”“通江县游击队员李崇金家的2头牛、3头猪，全部被地主豪绅抢走，还罚大洋60元，又勒令扯良民证，再度勒索大洋1.6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反攻倒算，加上1936年至1937年大旱，川陕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吃无穿的社会悲惨境况随处可见。南江县“民食短缺，已达极点，故每日饿死约400余人”，“惨悼之象不堪目睹”。

川陕边的世界在苏区时期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苏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1933年12月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地方党员发展到3万余人。“党员的基本情况，以（南江县）正直区的118名党员为例：其中文盲占56070，初识字占4%，小学占40%；雇农、贫农成份占97%，中农和其他成份仅占3c70；30%的党员担任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都有公民权，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员、僧道流氓和一切剥削阶级、反革命分子都没有公民权”。“长赤县下两区1933年5月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180名代表中，铁器木具工人28名，贫苦农民128名，地方武装和红军士兵15名，所有代表中有妇女代表9名。”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通南巴1933年和1934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1932年增加一倍多，一般达到亩产300-400斤，个别地方达到500斤”，粮食的丰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马鞍山，马鞍山，人在云中穿，人也笑来马也欢”，表达了苏区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时的喜乐心情。

从川陕苏区及其前后川陕边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可见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无怪乎革命是被统治阶级的盛宴，是统治阶级的丧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执政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这是川陕苏区时期党在川陕边局部执政，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