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川剧兴衰史略

正当通江川剧走向红火时，许尔昌因兼任福民联营社的经理，事务繁忙，而退出了川剧团的管理。现在，许尔昌先老先生仍记得《柳荫记》中梁山伯访友的片断，在通江县城书院街他的家中，老人家饶有兴趣地哼道：

“哎呀呀，祝贤弟。

你好亏心，你好负义；

负义忘恩……”

四、六七十年代通江川剧与时代的结合

1962年，川剧团按上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演传统戏，也演现代川剧（戏）。他们排练的现代戏有《夺印》、《焦裕禄》等。

文化大革命初期，川剧团有50余人。上级要求：一边抓革命，一边搞生产。为顺应潮流，通江川剧团形成两派：一个是烈火战争队（保皇派），另一个是闯刀山（造反派）。当时，全国的文艺方针及特点是“一花独放”，演的都是革命样板戏。所以通江剧团就排练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等样板戏。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川剧团积极配合政府中心工作。如1964年，为清理阶级队伍，剧团排练了《夺印》、《李双双》、《嘉陵怒涛》等现代戏；为颂扬英雄人物，剧团排练了《红岩》、《焦裕禄》、《水牢仇》等多台大型现代川剧。演出后，深受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1971年，通江川剧团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多数演员被安排到建筑社、搬运社、棉织厂、饮食服务公司等部门，也有人被分到机关和学校。

五、最后的辉煌

1978年，通江县恢复川剧团。县上又将原川剧团下放的部分演员招回。重组后，通江川剧团达60人左右。老演员周显志任财务股长，他只身到成都、苏州等地添置了不少服装道具。周显志回忆道：“当时，马刀、花枪、小生褶子在成都买。而蟒袍、簪饰只能在温州买。莫说温州那么远，就是到成都都要三天。”

那时的剧团主要是演样板戏，剧团还到襄渝铁路建修现场去演出，主要演出有《杜鹃山》、《五把钥匙》、《胭脂》、《十五贯》、《哑妇与姣妻》及取材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城枪声》。

1982年，由谭少伯创作的《殊途同归》、《夜归》等剧目参加了达县地区第五届戏剧节，每次都是获奖而归；他排练的传统川剧《乐羊子》还代表了达县地区到成都参加全省演出，主演徐孝林获三等奖。

1989年，经济搞活了，老百姓也富裕了，电视机在城区居民家普遍使用，营业性质的歌舞厅也多起来，老百姓的文化娱乐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川剧不再成为老百姓热衷的文化娱乐项目。

当时，财政体现也改革了，上面只拨付经费60%，自己挣40%。这时的通江川剧是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举步维艰的通江川剧团只得适应社会，适应市场，改变经营方式。在经过阵痛之后，通江川剧团的剧场拆掉了观众椅，改建成了滑冰场，成了城区青少年的游乐场；舞台改建成了舞厅，成了中青年的社交、娱乐场地了。

（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