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南江高桥乡算命先生王怀跃

再也不敢算命了，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从此没了依靠。但人总不能就这样饿死吧，王怀跃便想出去找点事做。可那时候除了做小生意就只能背力。做小生意需要乡政府批准，头上戴着“坏分子”帽子是不可能得到政府批准的；背力吧，自己体弱且有摆头病似乎也有诸多不便。但饿着肚子更难受，王怀跃只能背上背篼与街上一帮“背老二”行走在下两、神潭、平岗和人和场。看着虚汗淋漓的丈夫身背百货盐巴吃力的在路上一步一挨的样子，妻子心有太多的不忍，于是便在街上替人带小孩挣点微薄的报酬补贴家用。

虽然最多只能背七八十斤重的货物，但王怀跃也只坚持了不到三年就实在扛不住了。

六十年代初，女儿已经出嫁，没满十六岁的大儿子因为怨恨父亲给他带来的羞辱而离家出走，后来在县伐木场找到了工作，但记恨父亲的心结不能打开他也就一辈子没给家里寄过钱。力不能背了，家中的生活重担只能落在妻子一人的身上，可替人照看小孩实在没有多少收入，那几年王怀跃生活的窘困可想而知。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王怀跃对川剧的热爱并未因此受到太多的影响。只有要演出，他定会按时到场，打鼓帮腔绝不打折扣。演出的组织者是街道主任周开武，他并没因为王怀跃的坏分子身份而歧视他，相反每次演出还尽量为他化些缘，虽然只是三毛二毛的零钱，好在当时一斤米只要一角三分八，几毛钱也能买几斤米回家，和着青菜萝卜红苕洋芋便能够供老婆二儿子和自己吃上好几天了。

六四年妻子因病去世，六五年，二儿子去了下两木船社当船工，每月能给父亲带回去几元钱的买米钱。自此，虽然生活孤单，但再也没有无钱买米的窘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又将王怀跃好不容易熬出来的平静生活给打乱了。因为戴有坏分子帽子，王怀跃和街上其它五类分子不仅常常会在晚上被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传唤到中街的凉亭子接受批斗，也会在白天被集中在三合泥坝去给某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会“陪杀场”。五类分子们统统面对群众低头弯腰排成一排，或胸挂黑牌或头戴高帽，面无表情的在群众的口号声中机械地重复着“我有罪，罪该万死，我是阶级敌人，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专政”等等说辞。因为王怀跃性情温和不苟言笑且从不与人生气，所以红卫兵小将们并不过多地为难他。倒是高桥食品站的几个职工常常拿王怀跃的摆头症取乐。食品站有个从南江城里来的叫岳润生的员工，文革时不过二十几岁，只要在街上见到王怀跃就会拿他开涮。

“坏分子王怀跃，你是不是已经低头认罪了？”岳润生故意装作很严肃的厉声问道。

不管是迎面看见问话者还是听见背后传来的呵斥声，王怀跃都会立即站定弯腰恭敬的回答：“认罪，认罪，彻底认罪！”

“一看你就在说谎。好个王怀跃，一直在不停地摇头否认，还说认罪。我看你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坏分子。”

“报告岳主任，坏分子王怀跃不敢死不悔改，坏分子王怀跃一定认罪。”因为有些紧张，王怀跃低头说话的同时一颗头不仅摆得更快摆的幅度也更大。

看着王怀跃摇摆着一颗活像拨浪鼓的头，岳润生和周围的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久而久之，王怀跃发现自己的摇头病居然可以供人取乐。之后凡是遇到有拿他的摇头病玩笑的，他不仅不再紧张而是极力配合，让他们从自己的摇头病中得到种种满足和快感，以此换来批斗时少受些皮肉之苦。

七十年初一场洪水把王怀跃的茅屋冲走了，他只能租住在邻居的房子里，不久他就得了病。几年后王怀跃已病入膏肓几乎连大门都很少出了。八十年代初王怀跃病逝，神潭街上从此没了算命先生。有人玩笑：“王怀跃常常给别人算命，不知他是否算出了自己的大限哦。”

（作者：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