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的建立和发展

1933年11月18日，为了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陕省造币厂）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的郑义斋兼任。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中最具规模的造币厂，它对于统一根据地币制、活跃根据地金融、稳定根据地物价、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川陕苏维埃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年后，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迁移至通江县得汉城。1934年11月因形势所需，又迁至旺苍县黄洋镇烂槽沟。1935年4月，红军长征北上撤离时，将铸币机器沉入旺苍坝东河亭子沱和马家渡口深潭，历时17个月的造币厂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比中央红军创立的井冈山红军造币厂还多坚持了一年。

如今，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遗址及生产的各类货币，作为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已经成为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成为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见证，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诞生于战火之中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四处设厂造币，旧政府、银行、商会又滥发纸币强行使用，贫苦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只带有少量鄂豫皖苏维埃一元银币和纸币，仅供军队内部使用。由于没有发行和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定货币，致使红军给养、苏维埃政府财政收支和根据地经济发展均受到严重制约。

为了帮助川陕根据地军民度过艰难的岁月，在攻占通江不久，红军即着手建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及造币厂。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袭击了陕西“南大门”的镇巴县，缴获了川陕边游击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铜元的机器以及部分铜料。同年8月，又一举端掉了四川军阀杨森在营山的造币厂，将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资从罗江口用船运到了通江城。紧接着，又攻占了川军诸侯李家钰建在南部县谢家河的造币厂。然而，由于造币设备不全，技术人才奇缺，正规的造币厂一时还无法建立起来，仅能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纸币和布币，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红色政权需要。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确定设立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发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红四方面军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秘密集结主力10余个团发起了宣达战役，打击盘踞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重创了四川军阀刘存厚部，毙俘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火炮36门、电台2部、子弹500余万发、银元100多万元、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苏区向东扩展约150公里，将通南巴地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扩展到8 万多人。

刘存厚是四川简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重庆镇守使、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四川督军等职。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陕边防督办，盘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达10年之久。刘存厚在达县建有占地约600亩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工人近千人，机器设备140多台，其造币厂的规模、设备、技术力量在军阀造币厂中首屈一指。

尤为可喜的是，由于敌人仓皇逃窜，刘存厚耗巨资建立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红军之手，计有各种机器138台。其中，属造币设备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圆车、碾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制模机、银炉、磨光工具等，另有铜砖800余块，每块重45－50公斤，杂铜1万多公斤，浓硫酸、硝酸100余缸，每缸重50－100公斤，进口钢材5000公斤，焦炭1万多公斤。

为了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根据地，时任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动员了5000多名根据地军民，肩挑背扛、水陆兼程，行程150余公里，将这些机器设备运回通江。郑义斋亲自出面，动员原造币厂的技师工人到根据地工作，并组织他们负责设备的拆卸和安装。

1933年11月18日，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开始生产和发行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据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成立后，日产银元大约七八百元，铜元约5000枚；石印局的纸币和布币生产，用石印机3至8架，每架日产量约9000张。到1935年8月，共发行货币200万元以上，其中银元50万元以上，铜元30万元以上。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和发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首位，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