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兵工厂的建立和发展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把由鄂、豫、皖根据地迁来的兵工厂，设于通江城的南岭上，规模很小，工人不多，设备不全，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1933年10月打下绥定（现达川），将刘存厚兵工厂的机器、原材料搬来通江扩充后，兵工厂才有了较大的规模和发展。

一、兵工厂的搬迁

要把兵工厂的全套设备及原材料搬运到通江是极不容易的。从绥定到通江，大山横亘，河沟交错，峭岩高峰，路如羊肠，搬运兵工厂又恰恰在“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秋天，泥浆盈尺，路滑如油，行路的艰苦，可想而知。

兵工厂有138台机器，拆卸过后，主件仍有好几百斤，其中英国、德国、日本制造的3台大园车，主件重九百余斤，子弹厂的碾片机重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要把这样多的机器，从这样的路上搬运到通江，真有“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加之原材料和军用品堆积如山：铜砖八百余块（每块重九十斤至一百斤），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硫黄和土硝两万余斤，杂铜两万余斤；子弹数十万发，枪八千余支。除了上述物品外，还有造币厂、铅印厂的机器，还有布匹、盐巴、衣物……总数在数十万斤以上。那时川军虽已退出绥定，但正在进行疯狂反扑，地上枪声不息，天上飞机轰炸，运输任务十分紧迫。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以坚强毅力，战胜了各种困难：山路狭窄，不能搬运大型机器，就挥锄开路；泥泞难行，就推土填筑；草鞋烂了，就光着脚。他们不怕牺牲，争担重担，搬运浓硫酸、硝酸一旦不慎跌倒，轻则受伤，重则死亡，他们都愿搬运这些对生命危害很大的东西。每天一万多人行走，虽然每隔20余华里就有一个招待所，但这样多的人，无论怎样想方设法，也难满足需要，晚上有些疲劳已极的同志，找不到住处，就在屋檐下或露天过夜。他们从不叫苦，从不说累，从不发怨言。兵工厂从绥定搬到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用血和汗写下了一首壮丽的诗篇。

二、兵工厂的迅速投入生产

兵工厂搬通江苟家湾，设以下的机构：

1、子弹厂（在苟贡爷院子）

造68弹、79弹和手枪子弹三种。68弹供机枪用，79弹供步枪用。一颗子弹要经过七十多道工序。该厂在生产中，分为三个工段：一工段造弹药；二工段造弹壳和弹头；三工段装弹药和装弹头。该厂工人三十多。

2、炮弹厂（在苟智德院子，与子弹厂毗连）分铸弹壳、制药、安装三个车间。

专造手榴弹和炮弹。手榴弹分铁弹和铜弹，上刻“消灭刘湘”、“赤化全川”等字（均系麻辫）；炮弹分手迫击炮弹和重迫击炮弹两种。该厂工人十余个。

3、枪炮厂（在老屋里和南岭上。也有称枪房的）分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

一枪房以修理炮为主（在老屋里苟万元的院子），工人七个。

二枪房以修理机枪为主（在老屋里苟培元的院子，该枪房有时也修理步枪），工人二十余人。

三枪房以修理步枪为主（在南岭上），工人六十余人。三个厂，工人一百三十多人。

4、木工队四十余人（住挨岩院子）。

5、石工队五十余人（住挨挨院子和张家湾）。

6、运输队五十余人（住四合面）。

7、驻军一连（分住字库梁、梨树垭、子弹厂侧）。

兵工厂在投人生产初，面临很多困难，首先是那些曾在刘存厚兵工厂里担任领导职务的有顾虑，认为过去是个当“官”的，到了苏区，共产党不一定信任，对工作持观望态度，不当和尚，也不撞钟。工人们看到当“官”的这样，也就懒懒散散。鉴于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做了大量的工作，重点宣传川陕苏区的各项政策，说明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并强调指出：凡是过去在车间、工段、厂内任职的，只要愿意工作，一律不变。研究决定：子弹厂一工段段长袁德安；二工段段长何新民；三工段段长刘绍先；炮弹厂厂长袁清轩继续任职。原兵工厂总技师廖伟兴在解放绥定时当了逃兵，由何扬州任兵工厂总技师兼子弹厂厂长。一枪房唐全，二枪房张化美、三枪房张怀安任技师。为了加强一、二枪房的领导，抽调曾经当过连长的残废军人李世品任政治指导员。抽调吴显洪到兵工厂做政治思想工作，兼管储藏子弹、手榴弹、炮弹、枪支等库房；调京汉铁路老工人楚奉雨任兵工厂总厂长。总政主任陈昌浩对兵工厂很重视，亲自主持召开厂长、段长、车间负责人会议，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几乎每天都到兵工厂深入工人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过去那些不愿当和尚，也不撞钟的积极起来了。为了扩大工人队伍，总政确定把具有一定铁木工技能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调兵工厂当工人：子弹厂二十余人；炮弹厂十余人；一枪房十余人；二枪房二十余人；三枪房二十余人。根据各自的熟悉技能分各工段、车间。厂内增添了新鲜血液。为了进一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总政还作了以下决定：

1、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

在绥定，工人的工资待遇低。总政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根据不同工种和技术难易，子弹厂的工资：一级30元；二级28元；三级24元；三枪房的工资：一级36元，二级28元，三级25元；三枪房的工资：一级24元，二级21元，三级18元。炮弹厂的工资与子弹厂同，一枪房与二枪房同，不另作规定。厂内技师比同类一级工高；子弹厂三个段长，既是领导又是技师，工资比同类一级工高七元至八元。总技师兼子弹厂厂长何扬州，每月工资近50元。初到厂的新工人，有的实行月工资，有的实行日工资，根据不同情况决定。子弹厂操作机器的人，实行月工资。如赵洪远初到子弹厂操作碾片机，每月8元（第二年初升为12元，第二年5月升为18元，第三年1月升为20元），粗工实行日工资，李三和到化铜车间，维修红炉，每天钱9串（布币）。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规定，每个银元12串，但市场银元实际价格为60串，按实际价格计算，1个月才4.5元。兵工厂提高工人工资待遇，主要照顾了从绥定来的老工人。

2、从实际出发允许抽大烟

自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就开展了禁烟运动。红军官兵、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公务员不许抽大烟。工人、农民抽大烟的限期戒绝，这一点连反动派不否认，在报透露：“赤区的禁烟运动卓著成绩。”可是那些从绥定来的工人，在污浊社会的大染缸里，染上了抽大烟恶习，一时不能戒绝，怎么办？总政从实际出发作出决定：允许兵工厂工人抽大烟，并根据瘾的大小，由厂方每周发给。有一两的，二两的，五两的；个别瘾大的，有半斤（即八两）的。在绥定，那些抽大烟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吸了烟，有时吃饭成问题。尤其是那些瘾大而又带家眷的人，常常是吊起铁罐当钟打。现在抽大烟不要钱，睡在梦中都笑醒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苏区比国民党统治区幸福。”

3、解决婚姻问题

在绥定，兵工厂的大部分工人没有结婚。“光棍是条龙，接了婆娘要受穷。”社会上有这样的议论，兵工厂也有这样的议论。为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呢？一是工资待遇低，二是社会地位低。在苏区，工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工资待遇提高了，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总政决定：从各方面做工作，解决工人的婚姻问题。由于领导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在川陕苏区解决了。子弹厂厂长兼兵工厂总技师何扬州与南岭上一个姓何的妇女结婚；何扬州的徒弟杨清明与木溪号陈开伦的姐姐结婚；梁鼎兴的徒弟裴连忠与苟家湾苟先荣的妹妹结婚；何天兴的师傅何应龙与张国兴的姐姐结婚；龚玉伯与景秀珍结婚。从绥定来的六十多个光棍汉，有四十余个结婚。平时工人开玩笑说：“以前有人说，光棍是条龙，接了婆娘要受穷。”现在我们这些光棍接了婆娘，不是穷，而是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句话应改为：“光棍是条龙，接了婆娘喜气浓，到了解放区，工人大不同。”

4、解决住房问题

婚姻问题解决了的工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住房问题。从前睡大铺，三五个一起。结了婚，没法睡大铺，一时又找不出这样多房子，又怎么办？兵工厂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是组织木工，积极修建房子（兵工厂在苟家湾共修瓦房十五大闯约375平方公尺），二是向农民赁房子。按时付房钱。婚姻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工人们茶余饭后摆龙门阵，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进行驳斥：“以前听说苏区共产共妻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多么好笑啊！”有的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嘛，反动派什么时候说过一句真话！”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兵工厂出现了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局面。

从绥定搬通江，兵工厂的机器零件损坏较大：有的丢失了，有的打烂了。要迅速恢复生产，困难很大。尤其是子弹厂，一百多台机器缺的零件多，安好一台机器要费很大的力气。红炉车间、翻砂车间为了赶造机器零件，每天深夜炉火熊熊，光光冲天。一枪房、二枪房的冷工，工作更苦，既要赶造枪支部件，又要为子弹的机器加工零件，往往忙得顾不上吃饭。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是贯彻执行总政决定，兵工厂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工人的切身问题后出现的。

军阀刘存厚筹建兵工厂前后用了四年至五年的时间，才投入生产。从绥定搬运通江，在坎坷不平的泥泞路上，机器受到损坏，反动派嗡嗡叫嚷：“刘督办花了那样长的时间，才把兵工厂建了起来，乌棒老二要想在通江那个山卡卡里建立兵工厂，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甚至有的狂喊：“即使要恢复生产，最少要两三年。”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铁的事实给了那些抱着军阀僵尸哭叫的人，以极大的讽刺。结果不到两年，更不是三年，而是在一至两月的时间内，兵工厂就全部投入了生产。

三、兵工厂的发展和壮大

1934年春，川军对苏区进行“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用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敌人的狂妄进攻。同年3月底，兵工厂搬苦草坝锣坪。

厂房和其他一些机构分布如下：

l、子弹厂（在下锣坪何明德大院子左侧）。仍分三个段，段长同前。工人五十多。烘药房由一个姓陈的工人负责。

2、炮弹厂（在下锣坪邹孝先的大院子，与子弹厂毗连）分铸弹壳、制药、安装三个车间。铸弹壳由乔大树负责；制药由袁清轩负责；安装由何佑民负责，工人二十余人。兵工厂厂长楚奉雨病故，何扬州任兵工厂厂长兼总技师。由炮弹厂厂长袁清轩兼子弹厂厂长。

3、一枪房（在下锣坪何明德大院子虚脚楼）吴汉平任股长兼管储蓄子弹、手榴弹、炮弹、枪支库房。技师唐全。工人二十多名，吃住与子弹厂一起，冯坤龙任管理排长，料理子弹厂，炮弹厂，二枪房的生活。

4、二枪房（在锣坪郑家大院子）王东海任股长全面负责，技师张化美、杨工人（杨调离兵工厂后，由张仕才担任）。工人四十多名。

5、三枪房（在郑家山）吴股长管理枪支修理，丁股长管理工人生活，技师张怀安。该枪房有六个红炉车间：一车间由一姓张的工人负责（营山人）；二车间由一个姓陈的工人负责（营山小桥人）；三车间由一个姓杨的工人负责（泸州人）；四车间由一个姓王的工人负责（营山人）；五车间由一个姓闻的工人负责（巴中人）；六车间由一个姓张的工人负责（巴中恩阳人）。该枪房分六个班：一班由一个姓杨的工人负责（河南人）；二班由一个姓李的工人负责（河南人）；三班由一个姓何的工人负责（河南人）；四班由张怀安负责（泸州人）；五班由唐子顺负责（巴中人）；六班不详。该枪房设木工车间六个工人。全枪房工人六十多名。

6、木工队三十余人。

7、石工队二十余人。

8、运输队五十余人（住大爬岩）。

9、医院（残废工人四十多人住大爬岩）医生袁春田、陈天雨，

10、驻军一营（营部：中锣坪）分住擂鼓城、郑家山、下锣坪、上锣坪等地。

兵工厂从苟家湾搬锣坪，在八个多月的时间内，生产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1)加强党的领导。在苟家湾，吴显洪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兵工厂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兵工厂搬锣坪，吴显洪调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甘元景调兵工厂任厂长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展了一批技术骨干为党员。兵工厂厂长兼技师何扬州就是在锣坪发展的。兵工厂成立了党委会，工段、车间、枪房有了党组织。党的队伍壮大了，党员领导加强了，为生产的发展在政治思想上作了保证。(2)壮大工会组织。兵工厂在苟家湾就建立了工会组织。那时工会会员仅十余人。兵工厂搬锣坪后，马永同任工会委员长、李子荣任副委员长。工会会员由十余人发展到五十余人。枪房、工段、车间都有工会组织。厂内的重大事件，由党委、工会、厂的领导协商解决。工会不断吸收生产中的积极分子加入自己的组织。工人以参加工会为荣。工会组织的不断壮大，进一步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3)扩充工人队伍。兵工厂从绥定搬苟家湾，工人不过一百余人，从苟家湾搬锣坪，由一百余人发展壮大到三百人。采用的办法就是把粗工逐步转为正式工人。兵工厂需要大批粗工，如铸弹壳和化铜车间的拉风箱，碾片车间的转动机器，烘药厂的推磨，大约每天要粗工八十至九十人。这些粗工，有时从农村招收。农忙时，就从木工队、石工队、运输队中抽调。时间长了，这些粗工懂得了一些操作规程，学得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兵工厂就把那些表现好、工作踏实的转为正式工人，由日工资转为月工资。把粗工逐步转为正式工人，好处有二：一是可以缩短试用期；二是了解他们的个性特征，熟悉他们的爱好，便于进一步培养。用这样的方法扩充工人队伍，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能成为生产上的主力。木工、石工、运输队的力量不够又怎么办？又从农村中抽调赤卫队员来补充。(4)建立规章制度。兵工厂搬锣坪，正是反“六路围攻”紧张阶段，前方需要枪弹急如星火。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要按照一般正常秩序进行生产，显然是不行的，但打破了一般正常秩序，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就会出现混乱。为了推动生产不断前进，兵工厂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

兵工厂搬锣坪，从以上四个方面傲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把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如果把苟家湾与锣坪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下面的具体事例，就可以说明：

在苟家湾，子弹厂的生产，开头每天五至六箱（每箱五百发），1934年3月初，达到十至十一箱，共生产子弹约十万发。兵工厂搬锣坪后，于同年五月中旬投入生产，开头生产子弹八至九箱，同年7月，实行双班制，提高效率一倍，子弹生产达十九至二十箱，共生产九十余万发，比苟家湾多九倍。在苟家湾，炮弹厂的生产较早，1933年11月底投入生产，每天生产手榴弹约一百发，炮弹约六十发。1934年1月，生产转入正常，手榴弹每天五箱（每箱四十发，麻辫子），手追击弹五箱（每箱八发），追击炮弹十箱（每箱四发），共生产手榴弹五千余发，手迫击炮弹三千余发。兵工厂搬锣坪后，实行双班制，每天生产手榴弹十箱，手迫击炮弹十箱，追击炮弹二十箱，共生产手榴弹十一万发（二百七十余箱），手迫击与迫击炮三万余发，比苟家湾多十余倍。在苟家湾一、二、三枪修步枪约一千余支，机枪三十余挺，格早笼、手提司一百余支，手枪三百余支。兵工厂搬锣坪共修步枪一万多支，机枪一百多挺，格早笼、手提司一千余支，手枪二千余支。修理各种枪枝的总数比苟家湾多十余倍。

锣坪兵工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起的作用，敌人看得清清楚楚：1934年7月，刘湘下令，集中一、四路川军攻苦草坝，其目的就是吃掉我们的兵工厂。六路围攻失败，川军主力部队没有吃掉我们的兵工厂，又暗地支使盘踞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北部的土匪李茂春打得汉城，其目的也是要搞垮兵工厂。不料土匪李茂春又遭到惨败。敌人不能用武力搞垮，又改变策略，妄图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来搞垮。1934年10月底，兵工厂发生的少数工人暗通土匪的事件，就是敌人改变策略，所玩弄的鬼把戏，可是又破了产。敌人的这些卑劣行为，从反面教育我们，兵工厂在锣坪这一段历史是不能低估的。

四、兵工厂区的向西转移

1934年12月中旬，兵工厂开始转移。1934年1月底到旺苍烂泥沟（县东二十里）扎厂，同年2月中旬投入生产。3月中旬，川军从南、北、东三面围攻，兵工厂又向西转移。战情紧急，来不及搬运重型机器，除三架园车外，全部丢失。

从旺苍起，兵工厂进入了边行军边生产的异常艰苦的历程。斗笠厂、缝纫厂、织布厂、造币厂与兵工厂同行，已有六七百人，加上搬运原材料的运输队，保卫工厂的警卫营、工人家眷和其他勤杂人员，一行两千多人。行军途中，艰苦备至，困难重重。工人阶级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

行军途中房屋稀少，家具被川军毁坏一空。每到一个地方，能找一张安置生产工具的桌子，就是最幸运的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张桌子只能安置一架猫儿钳。但在紧张的行军中，一张桌子就要安置三至四架，挤得脚无处站，工具无处放。有些工人只有站着操作生产工具。尽管如此，工人们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

炮弹厂和子弹厂的工人，也投入了战斗。原来他们生产了大批手榴弹和炮弹壳，没有完成最后几道工序。他们一停留下来，就去完成最后几道工序。

同年6月，兵工厂到了距茂县30华里的马蹄沟，不幸事件发生了：一天中午，工人们停留下来，正准备进行生产。敌机来了，扔的两颗炸弹，落到驻地。子弹厂二工段段长何新民同志牺牲了。死后手中的生产工具还捏得紧紧的。他的徒弟含着眼泪说：“师傅把生产工具交给我吧！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去完成。”徒弟从何新民手中接过工具，在边行军边生产中，表现得更加坚强。三个搬运材料的同志牺牲了，打杵子和背架浸渍了鲜血。另外三个同志拿着那带血的打杵，背着那殷红的背架，继续为兵工厂背运原材料。炮声隆隆，战火纷飞，敌人追赶甚急，在这里丢了一架大园车。

兵工厂继续向西转移。一天到了一个叫观音梁的地方（茂县以西），又被敌人包围，六十多名工人被俘，另一架大园车丢了。这一次子弹厂受损失最大，被俘的大部分是子弹厂的；工人家属有的被赶散，有的被俘。

同年12月，兵工厂搬至天全，在这里生产月余。张国焘背离中央，闹分裂，攻打雅安遭受严重损失。从天全匆匆撤退，沿途工人被俘或掉队一百余人，家属又有一部分被赶散或当俘虏。

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兵工厂仅有的一架园车也丢失了。从此绥定搬到川陕革命根据的机器全部丢光，工人仅五十余人，家属更少了。

1937年3月，兵工厂到甘肃，工人只有三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