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源流考辨

相对而言，晚期巴人史迹(东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如《左传》等)，多属实录史，有较强的可信度。

廪君种巴人的史迹记载最早源于西汉时期《世本》的传闻述说中，依据这种传说口吻，汉晋南北朝时期及其后的文献又不同程度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演绎出一个近似神话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从《山海经》中不见“廪君”的记述和《世本》中出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语句等现象分析，“廪君”巴人集团的历史发展传说即便接近事实，他们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中的“巴国”或“巴人”。因此，我们认为廪君种巴人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族集团，而应是巴人后期发展的支流或旁系。

三峡重庆库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依据近年来逐渐积累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还是以今重庆库区为主，至少在从早期到晚期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巴人是以今重庆库区为发源和发展的根据地的。

据零散的文献记录，目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应是夏商时期。前列的《山海经》记录，如果所记不谬，则在夏启立国初期巴国或巴方已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这些巴人在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接纳这种提法，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但从《左传·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和《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记述看，殷商时期巴的存在应无问题。上述文献线索，为判断夏商时期巴人或巴国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夏商时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动区域中的原始先民，与夏商时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联系?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和需作重点探索的学术问题。但不管研究的结论是有或否，笔者以为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巴人。巴就是巴，巴应该是指因聚多个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国称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应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应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考古学的巴文化考辨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蜀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蔚然成风，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④

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不可否认还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

新中国的考古学成果，为巴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伟大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

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

迄今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无疑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不可估量或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目前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

如何正确利用和消化这些宝贵的考古资料，发掘这些资料的深层价值，使学术研究不断严谨化和科学规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但在目前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笔者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我们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①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四川成都。

②《路史·后记十三》注认为:“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说：“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

③董其祥：《巴蜀社会性质初探》，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