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游击队”的“厘金局”

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决定留下时任旺苍县委书记的刘子才和赵明恩等人，率领红三十军战士300余人，创建了“巴山游击队”，不久扩编为红三十军独立师，后在铁炉坝被胡宗南匪部重兵包围，惨遭失败。

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保障部队给养，游击队斗争策略转为“安川不打陕，自立求发展”。借鉴了“川北民军”司令任伟章的“纳税保商”政策，于1937年1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1军厘金局”，自立部队生活给养基地，不再单靠打击陕南土豪解决给养。“厘金局”设在南江县境铁炉坝，由万德富任局长(后撤职由徐连德继任)，杨福德协助工作，税收员有张永兴、谢玉林、陆光汉等14人，负责征收从两河口到高桥，从龙神店到横店子方圆90多里的税收。制定了有利群众生产生活，为穷人谋利益的《税务条例》，规定:凡自产自运自销，不论货物数量多少、价值贵贱，一律免予征税;凡小本经营、赚取力钱和地域差价者，仍属劳动者范畴，一律免予征税;凡商行货铺发往陕西的货物，不论货物多少，一律征税，以“脚”(一个人的运量)计征，按货物的价值分别按每“脚”征税五角至一元(法币);凡经营政府当局禁止的大烟，实行高税率，不分农民商人，一律“一十税一”（10%）;凡南江县商行货铺的税款，一律可以赊欠，“厘金局”每月派员到店铺结算一次，鼓励商人经桃园沟通川陕的物资贸易。以上规定从1937年春开始实行。

在征税过程中，有的商人千方百计偷逃税收。在过“厘金局”时，将数“脚”货并为一“脚”，过局后再分开背运，漏税过关;或将名贵中药材“金耳环”卷在席筒内，将大烟藏在棉花包子或饭团(干粮)内，偷税过关;再则，不给“带”(运力的领班)税款，强迫运力绕走里程较远、道路艰难的天池寺川陕道，不经桃园“厘金局”逃税过关。对此种种，“巴山游击队”又作了补充规定:凡并货、夹带偷漏税者，没收其全部货物;凡偷关暗渡，不经“厘金局”而走天池寺逃税者，一经截获，连人带货一并扣押，并处罚款;“厘金局”工作人员只能按规定征税，不得多征，如有违犯，立即查办。游击队长赵明恩到“厘金局”检查税务规定的执行情况，没有在税收_上查出什么问题，却发现局长万德富作风上有问题，便立即撤职，另调徐连德负责。部队多次出发天池寺，截获一批又一批偷关而过的货物，并从重处罚。当时通江县有些商人托人说情，并组织“保商队”支持商人偷逃税收，巴山游击队出兵袭击了“保商队”，使偷逃税者失去了后援，偷漏税者大大减少，税收日益增多。

1937年春末夏初，兴建了桃园市场，部队首先用税款购买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鼓励商人经营多种商品的积极性，使市场贸易更加繁荣。当时四川经此运往陕西的商品有木耳、银耳、桐油、茶叶、草纸、盐巴、挂面、粉条、粮食、猪肉、牛、羊、鸡、蚕茧、甘蔗等等，陕西运往四川的商品有棉花、布匹、大烟、鞋袜、毛绑腿、棉纱针织品及蔬菜等等，贸易的繁荣，使税收更加兴旺，达到了“一日收税三月吃”的盛况，部队还用税款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及其它军事装备。“厘金局”成为部队给养自立的经济支柱，巩固了政权，促进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

(作者：张国先，本文有删改，原载《四川政协报》2004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