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先民族籍述略

按通江从汉武帝完封5年(公元前106乙亥)起隶巴郡宕渠县，至西魏置诺水县，唐改置壁州、后更县名为通江县。该县1976年在三合公社清水池大队天星桥水库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凿、石斧(经四川省博物馆鉴定认可)等表明，至少在四千多年前，通江境内即有人类居住。只不过在这时还不构成为民族，只能说是目前尚不知名的某种部族。对通江县来说，真正有文字可考的第一个民族是板楯蛮.

板桅蛮又称賨人是巴族的一支.《舆地纪胜》卷一六二引《晋中兴书》说:“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但賨人虽或与廪君同源，然自秦汉以来，语言、信仰等均与廪君不同。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族的定居区域“其地，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bó)道(今宜宾东境)北接汉中（今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黔江口、涪陵一带)。”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到通江地理位置时引郑渊《字江亭赋》也说通江“依三巴之旧域，控全蜀之左隅”.这些都从地域上明确了在秦汉之世，通江已是板循蛮的聚居区。

邓少琴先生认为，四川的巴族，到了春秋季世，受到楚国的侵逼，一再迁避阆中，阆中是巴族统治者的最后据点，其后被灭于秦，结束了独立状况。巴族在此时已退出江州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的地区，而避处到宕渠及鱼腹荒僻的山区。(《巴蜀史迹探索》)

又《蜀中名胜记》云;“通江县之洞有二。……一曰蛇洞。志云在县北四百里南坝寺(遗址在县空山乡中坝村沙塘子附近)—引者注)，唐建也。每岁端阳前后。有蛇自柱础间出，沿阶满室，大小颜色非一种，然不为害。昔人传之三万四千尾，不可数也。按此即为巴蛇洞云。”大巴山为川陕两省界山，或以巴岭山称之，山南山北，有以“神蛇戍”、“巴蛇洞”而名其地者，应当说今之大巴山即古称之蛇山。“凡此区域之中，即古代巴人活动之地，并不阻于秦汉之世所称之巴国、巴郡所载之范围。”(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道光《通江县志》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已)，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今通江县境随巴国地归秦属，周赧[nǎn]王元年(公元前314年丁未)，秦以旧巴国地置巴郡，今通江县境之地隶之。这就证明，在秦汉之世，通江县另巴人聚居区无疑。

秦统一天下，收巴蜀之地，为了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使巴蜀地区富饶的物产为其新建的统治服务，秦中央又派兵将和大批的夏人入巴蜀屯兵、垦植，开始了华夏民族(今汉族的前身)与巴族在通江的第一次民族融合。

近年发现的通江罗村碑记载:秦王赢政统一天下、扫荡六合，即派武略将军景畴率众进入巴蜀。大约在公元前318年前后，已开始对通江罗村一带进行垦植，当可为其佐证。

古代巴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古籍中多不记载。司马迁在《史记·自序》里言及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110年)，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qióng zé]，昆明报命”。按说他对西南少数民族应是周知无疑。但是，在他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小如笮、徙冉（“马龙”合二为一字）都落，都为之分析种姓，辨明居徙，分别立传，而独独于巴族无专门记载。这就比较清楚地说明，经过秦汉时期二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巴族在政教措施、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等诸方面已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显著的差异，更不同于边远的其它部族，所以不与徼餐四夷相同.

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显著区别，并不意味着巴族与华夏族最后完成了融合。象通江这样的边远山区，大多数人不仅保留了一部分习俗，而且很多地方保留了具有原姓性质的部落团体。《通江县志·灾异》(民国续修县志稿)引《华阳国志》载：东汉顺恒之世，板楯数反，蜀郡太守赵温恩信降服，于是宕渠生九穗之禾……”是时，通江隶宕渠郡汉昌县。这就说明了，在东汉顺帝恒帝时期(公元126-167），包括通江在内的宕渠郡不仅又还存在着賨人，而且还存在华夏人对賨人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由此而来的民族反杭。

由此可推断，巴族与华夏族在通江基本完成融合的时间当在蜀汉时期.而再度引起通江民族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的事件是晋穆帝时期成汉政权的“引僚(撩)入蜀”。

“蜀土本无僚”。晋穆帝时(345—361),原居贵州一带的僚人大批准进入四川和陕西汉中、陇南一带，其分布很广，西至剑南高原、岷江上游;北至陕南、陇南一带。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有壁州、巴州、通州、阳州等地(《旧唐书·地理志》)。

“通江县城，下连渠达，上接汉河，川陕黔那之交通，夔渝梁垫之往来，莫不以此为捷径.”(民国续修《通江县忠》稿)大批僚人从贵州入蜀至陇，通江为其必经地之一，僚人在这块利于生息繁衍之地居止亦是情理中事。

贾耽《郡国县道记》云:“李特孙李寿时，有群僚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及此，地遂为僚所据。”《华阳国志》及《北史》均认为，汉兴元年(公元338年)李寿即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丁以上者实成都，又往牂[zāng]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大、小象山)以，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州、广汉、阳安、资中、键为、梓潼，在山谷十余万落。

刘琳《僚人入蜀考》认为：成汉政权李寿、李势时期，由于长期战乱，蜀人几稀，进行了有意识的“引僚入蜀”。时从贵州迁入之僚人达“十余万家”或称“十余万落”。如每户以五人计，亦当有五十万人之众。而到刘宋时，官府所能控制的四川汉人不到六万户，实际上僚人多于汉人。在南北朝僚人最盛时，在川僚人当不少于三、四百万人。而作为僚人主要聚居区之一的通江，汉人和僚人的比例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代末年(公元900年左右)，在通僚人仍有踪迹。壁州刺史郑凝绩还曾“除狡獠(僚)乔居于保谷”(清道光《通江县志》)。

僚人“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处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北史·僚传》)。正因为“无氏族之别”，无统一政权，故易与汉族融合。这种融合(史又称僚人的熟化”)程度高、速度快，这是僚人没有作为一个民族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僚人的这种融合、消亡过程，宋代是看得很清楚的(宋代的四川战乱稀少，为四川封建经济鼎盛时期)。僚人与汉民在川北、在通江的最后融合，大致可以说完成于南宋。《太平环宇记》中关于壁、巴、通、集、阳等主要僚聚居区已无僚人的记载，是书仅有的关于僚人的一星半点资料也仅限延雅、嘉、邓、简、资、荣和南平等州了。

僚人在蜀渔猎耕织与汉民无异。但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翼，既轻且薄，易于熟食(《北史·僚传》)，又可作乐器，亦称为“鼓子”。今通江山民犹有呼一切鼓形之锅为“鼓子”的习惯，是否可以看作是僚人在通江定居的一点遗迹呢。

元、清之际，蒙古人和满族人是否有大量移民来通江定居，因无史料可凭，不敢擅断。但是，即有少量移民来通定居，亦不会使通江民族关系发生较大的变化，这里就不赘述了。（作者：曾星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