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政务视察员民国廿五年的巴中饥饿观察

壹

民国廿五年，农历丙子年，公元1936年。

这一年，川东北发生了近现代以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饥荒，而尤以通（江）、南（江）、巴（中）饥荒为甚。

通江灾情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秋，久旱不雨，农田荒芜，粮食无收，饥荒严重。逃荒饥民死于宅旁道者，随处皆然。四川省《经济季刊》刊登《四川灾情之实况》载：‘民国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秋，十五区之通江等二十九个县和一个设治局大旱。冬粮多难播种，已种者多不发育，已发育者亦多枯萎。直至今春，仍未下雨。田土龟裂，水泉枯涸，存粮断绝，饿殍满目。全省受灾以川北各县为最。通江土地瘠薄，水利不修，天久不下雨，作物不生。不特粮食发生恐慌，即饮水亦成问题。’‘灾区人民之食粮，已易平日之米粮为树皮、草根、蕉头、苕叶、豆麦苗、芋麻头，甚至以米麦之粗糠为食，或则谷草而啖者。’‘挖白色黏土（又称观音土——引者注）以为食，泥入腹中，不能消化，积滞肠胃，旋即死亡。挖泥时因岩石崩溃而至伤者，数见不鲜。’‘灾区人民之老弱者或倒之沟壑，或服毒自杀，或跳岩身亡，或閤尸偃卧，坐以待毙。因死人太多，无暇埋葬，多有挖万人坑以投瘗者。少壮者或则举家逃亡，或则卖妻鬻子，抛婴弃孩，以图生存。强悍者或则结队吃大户，或则聚众劫粮谋生。’‘灾区民众卖牲畜耕具以为食，造成他日农业之恐慌，尤为可虑。’第三区三联保调查报告：‘民国二十五年二月，旱魔肆虐，继以春荒，余生灾黎，饿殍枕藉。计三保人民原有五千六百多户，而现存生黎仅二千二百多户，流离死亡者已达三千三百多户。值此秋尽冬藏，败絮无衣。草芥为食，啼饥号寒，声震闾里。曩者三联保告凶，尚有移粟之处，今则各地皆然，谁来指困？秋后失收，冬粮无种，灾黎亦随之而尽耶！’”（《通江县志》卷十二《自然灾害·旱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民国二十六年，县内继续大旱。田园荒芜，户户断粮，饿殍满途，逃荒死亡者不可胜数。《四川省档案史料》载：‘二十六年通江旱。过街楼李家沟佃户黄永贵一家四口，先遭匪患，后遇春荒，家徒四壁，衣食断绝。贵与妻及子外出挖野菜，嘱媳在家膳食，怎奈颗粒俱无，媳无计遂悬梁自缢。贵妇见状悲痛不已，又兼饥火中烧，欲忍不能，亦相继自缢。翌日，邻人发觉，始为安葬。’”（《通江县志》卷十二《自然灾害·旱灾》）

“民国二十五年大旱。饥民蜂起，死于道路者无数。据长胜乡鹿鸣山程大顺堂屋壁上记载：‘从农历七月初九日至次年七月二十日，未下大雨，禾苗枯死无数。鹿鸣寺八十二户中，有两户将亲生儿女遗弃在哨河上，有十一户外出逃荒。郑其联全家五人，生活难度，将两个孩子引到空山坝，以一斗苞谷的代价，卖给富户杨在珊，以养活一家人。’民国二十六年县内各地，继续大旱。饥民蜂起，四处逃散。死于宅旁道路者，比比皆是。’《通、南、巴、旺旅省同乡会呼吁书》称：‘去秋今春，仅小雨数次，骄阳肆虐，流石砾金。间或阴翳，即起怪风。昨无冬粮，既已绝望；今又无粮，民食艰辛。性命何以保存？去冬今春，老者之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民之谋生，则靠当卖田地、房屋、家具等。始而贫者售于富，富者又转售远方客商；今则家家出售，接手无人……鸿嗷雁泣，易子烹儿，鼠无可捕，雀无可罗。麻苕、地母、树皮、金刚面，皆食之殆尽，以致父母病于前，妻子死于后，十室九空，十口九饥。’唱歌廊（郎）牛石（屎）嵌大庙里，即有二十一具死尸。内有一饥民写律诗一首于壁上。诗云：‘避债逃荒来此沟，三更奔到五更头。忽闻怪叫声如鬼，恍见枯骨影若猴。急走忙忙防犬吠，饥寒夜夜向谁求？最怜弟弟低声问，可有米汤来润喉？’”（《通江文史资料》第一集《灾害资料》，通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5年12月）

南江灾情如下：

“六月，天旱，禾苗多枯死，收获仅二成。”〔《南江县志·大事记·1935年（民国24年）》，成都出版社，1992年4月版〕

“二月二十二日，四川省政府发出通告：免去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公粮；四月，旱灾，全县大饥，饿殍遍野。四川省情报员杨维裕在向上报告中说：‘查该县民食短缺，已达极点，故每月饿死平均四百余人。东岳铺距县城三十里，有甲长所辖十户，上月（三月——引者注）三十日饿死二十二人，惨悼之象，不堪目睹。’”〔《南江县志·大事记·1936年（民国25年）》〕

“民国二十五年大旱，饿死八万余人。四川省情报局长冷开泰（应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长”——引者注）在视察日记中写道：‘1936年，南江饿死饥民最高率每日达四百余人，人吃人之事只镇子坝（今正直镇——引者注）日必有数起，未死者辗转呼号，曾于日前齐集县府，跪恳县长救济。县长段学彬答谓：‘本县长日食维艰，无从设法。’县府每月在省府实领经费八百余元，复由地筹补助一千二百一十七元，经费已不为不充县长职司一方养卫有责，竟尔漠不相关，坐视其死。’”（《南江县志·民政·救灾救济》）

（作者：周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