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李蕃的《陈胜论》一文也别具只眼。后之读史者谓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与泗上亭长之叹：“大丈夫当如是矣者”是“同一英雄语”。李蕃认为，此论是不妥当的，大有商量的余地。他通过对陈胜的全面分析，认为陈胜一耕夫，奋臂一呼，山东皆应，“亦可谓丈夫矣”，但其为乱天下者，非取天下者，不可能获得成功。取天下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一是志向远大，救民于水火；二是知人善任；三是握算，即有严明的纪律。而陈胜“无一焉”，一样都不具备。其举兵动机，志在富贵，非为天下；举事时，未分析天时、地利及人心向背，而是借助鬼神，以“鱼帛狐鸣”制造舆论，非布大信于天下。更不妥的是假托扶苏、项燕之名以起事，扶苏诚为贤者，然为秦二世之兄，项燕确为良将，“然于二世则为臣”，以秦二世兄、臣之名号召天下，反对秦二世的暴政，于名不正，未知兵以义动之理。义众既集，则应求贤才而用之，陈胜乃用蔡赐为上柱国、周文为将，而于秉性忠诚的周市，才智为一时之雄的张耳、陈余摒弃不用，是不知人善任也。同时，陈胜控驭部属无方，组织涣散，将帅各自为政，拒不用命，于是天下乃曰：“陈王无能为也。”响应之士起而瓦解，陈胜的悲剧乃成历史的宿命。李蕃于此感慨万千，饱含深情地说：“吾所以读陈胜之传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1]卷四

李蕃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也有超轶前人之处，视角独特。史家言，汉高祖刘邦善于“将将”，几成定评。李蕃读汉朝史籍，“以为不然”，得出与众多史家不同的看法。他说，韩信自登台拜将始，对刘邦怀有知遇之恩，倾心事汉。而刘邦则对韩信猜忌有加，视如敌国，欲除之而后快，只不过因楚人项羽未擒特优容之耳。试想，如韩信素有反志，刘邦在城皋被围，一败涂地，轻骑溃围逃出后，韩信坚壁观变，不打开军门接纳，刘邦后有项羽追兵，又有韩信“扼其前”，刘邦真走投无路矣！而刘邦对视之为再生父母的韩信不能容，可谓之“能将将”否？[1]卷十三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史家多有评论，世人皆归罪李斯。李蕃读《商君书》，发现《农战篇》中有这样的文字：“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守。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又说：“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无益于治也。”“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如此者，不一而止。”由此，李蕃认为，“是焚书坑儒已于商鞅始，特未焚、未坑耳”[1]卷十三。

李蕃《禹穴辨》一文，考证细密，材料翔实，纠正了前人的谬误。禹穴位于何处？禹穴是指什么？史家多以意断。《史记》、《吴越春秋》、《括地志》、《五帝纪》等书，皆认定禹穴在会稽，且谓“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说禹穴是禹的葬地。李蕃详考《易林》、《帝王纪》、《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的相关记载，认为禹穴是大禹的出生之地，位于汶川石鼓山，且“禹穴者，藏书之所也”，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将记载“水泉之脉”的书籍藏于所生之地[1]卷四。

李蕃寓居芜湖之癸亥年夏，异常溽暑，“营营青蝇，挥去复来；煌煌火云，不留自住”，挥汗披览梅尧臣《碧云騢》，“深增宅异”。梅氏在书中，不顾史实，对范仲淹、吕夷简、文彦博等大臣，莫不横加飞语，妄加丑排。李蕃读后，义愤填膺，不欲无忌小人污谤君子，遂据宋史本传，逐一严加考证，核其始末，著成若干节，名之为《问梅》，还这些有功于宋朝的著名人物以清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问梅》考证细腻，言之成理，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考史著作[1]卷十一。

李蕃有嗜书癖，见好书，辄倾囊槖以购易之，常因市书致匮而不悔，故藏书颇富。李蕃读书不惑于“世论”，善于独立思考，常发奇思妙想。世之论《庄子》一书的学者，皆以之为“遗世之书”，无关世用。李蕃“以为不然”，对此有独特的理解：《庄子》一书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在书中，对世之好名而无实者深恶痛绝，并予无情鞭挞，体现了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同时认为，置于《庄子》一书篇首的《逍遥游》，是全书的核心，该书的主旨及精义皆在于斯。以下各篇皆是《逍遥游》的逻辑展开[1]卷十三。

李蕃的书画之论收入文集的也不少，谓学书画不能一味模仿古人，应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此类文字见诸文集者甚多。

“临帖作字，人谓至乐。然乐亦奚定哉！孔颜相对，千载无有，惟自得之耳。”[1]卷十三

“学者临帖，当自具手眼，不可随人上下也。”[1]卷十三

“后学临池，贵历遍诸家字体，俐得一法于诸家之上，斯为上伎。若独取一家而宗之，即工其变，吾不取也。”[1]卷十三

“临字家辄言古法，而不古法在今人法中。规规摹古曰：‘某字某法古某。’是效颦之东施矣！”[1]卷十三

李钟璧，学博才雄，游历半天下，中有所触，辄发为诗文。远宦粤西，公务之暇，即游翰墨。离职回乡，优游泉石，书史自娱，虽家无担石之储，不以为忧。生平所著，合为《燕喜堂》四卷，含序、尽牍、诗等。不依傍、不沿袭，卓然自为一家之言[9]序一。他批评世之言学者，为文“规仿帖括，弋获声誉”，毫无创见，仅以之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对其友王廷飏潜心十年，根柢先儒，而又时时发其心得的著作《四书解》，大加赞扬，谓其“令人意永”[9]卷一。李钟璧对诗歌创作理论的阐发更是妙论横生，为时人称颂。他说：“诗之为言，思也。其端发于性情，其理通乎音律，本乎思以咏之。”《诗》三百篇，皆为古人发愤之所作。诗贵乎思，又贵于思之自得，“五七长短，四始五声”的诗歌形式，只是表达思的工具，“以通其思而已”。一味模仿古人，袭而不思，并以此沾沾自喜，是乞灵于泉下之人而欲分其光泽也。“夫人各有思，思不同则言者异。”有志之士应不依旧规，独成一家之言，树立起诗歌史上的新的丰碑。就李钟璧个人的诗歌创作实践而言，实是其理论的运用，“视其一时思致，漫自发挥”，于长短得失、合乎音律与否，“则所不计”[9]卷一。歙县宋和评论说：“李君之学，既贵于思，故其为诗与文，皆思其所自得”，“其诗与文，皆有奇思。”[9]序三

李钟峨夙负“经济大猷”，有凌云之气，秉文以载道之旨，明道经世，著有《垂云亭》二卷，含赋、颂、诗等。其礼乐赋、理学赋、经史赋、官制赋、治河赋、屯田赋、贮籴赋等，以文学的语言阐释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其忆母、梦弟、示侄之诗，“皆孝友至性所流露”；其他如早朝、汤泉颂等诸篇，皆莫不有裨治道[10]。经世情怀展现无遗。

三李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三个多世纪，作为生命的个体早已殒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其思想和品格的独特光焰，穿过历史的尘封，历久弥新，仍有指示人生前行的路标之用。

作者：张明富  原文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2年第3期 第130-136页

原文参考文献：

[1](清)李蕃撰．雪鸿堂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1.

[2]李钟峨．伯兄元修先生墓志铭·(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3]吴翊．李锡征先生赞·(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4]朱评．福建学政李钟峨肖像诺水书院序·(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5]李钟峨．芝麓自志行略·(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6]李蕃．黄县志略予·(道光)通江县志·卷十三[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7]选举志·(道光)通江县志·卷九[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8]人物志·(道光)通江县志·卷八[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9]陈邦彦．序一·李钟璧．燕喜堂[M]//(清)李蕃撰．雪鸿堂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

[10]朱评．《垂云亭》跋·李钟峨．垂云亭[M]//(清)李蕃撰．雪鸿堂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