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三、“三李”求是创新、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

蜀中文人奇士，史不绝书。汉有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有陈子昂、李太白，宋有眉山三苏，文脉一线，跻美接踵。清代通江三李学术渊源有自。方志称，李蕃之父李能白，即为贡生，“和厚端整，勤苦好学”[8]。三李延续了这一传统，著有《雪鸿堂文集》一书传世。《雪鸿堂文集》实由三个独立的部分构成，即李蕃的《雪鸿堂集》、李钟璧《燕喜堂集》、李钟峨《垂云亭集》。然为“明绍述”，皆以《雪鸿堂文集》为名。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钟璧、钟峨兄弟沿用父亲文集名称，而又独立成卷，感到“殊不可解”。其实，这是钟璧、钟峨兄弟为表达绍继先志、光大父学的心愿而精心安排的，用心良苦。《雪鸿堂文集》收入了三李的大量诗文，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反映了三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非常渊博的知识。时人对三李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三李“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富，不让苏氏一门”[4]，将通江三李与眉山三苏相得并论。足见三李在清代学术文化上的地位。确实，透过《雪鸿堂文集》，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三李求是创新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

李蕃《雪鸿堂集》共18卷，包括序、记、论、辨、考、传、赋、启、尺牍、古体诗、近体诗、祭文、墓志及札记等，“包罗宇宙，贯穿经史，至于方言巷谚，往往旁引曲证，寻所从来”[1]序二。关于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清代学者多有评论。康熙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太仓人王掞说，“文以载道为上，其次则莫若适于用。”蜀中能文之士，自汉至宋，如司马相如、扬雄之文，皆华丽而“不适于用”，独苏洵之文以适用为主，而李懒菴之文近之。将李蕃与大文豪苏洵并称，且谓苏洵之文师法《战国策》，有“失之机械变诈”之弊，“去道远”；懒菴之文，宗于经，证于史，“质而不浮，要而不烦”，“无偏杂旁骛之弊”，“于道亦近”，高于苏洵[1]序一。康熙时的翰林院检讨李勷读李蕃《雪鸿堂集》后，异常兴奋，说：“‘屈杜以来，文不其在兹乎哉！’以余所见，四十年来海内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1]序二。徽州赵吉士云，李蕃好吟咏，每遇一事辄形之于诗歌、笔札，“命意取神，皎然独立，不屑屑拘守一家”，非为夸文，皆关民生、道德伦理，实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非闭门造车，“吟仰屋梁，徒摭古人唾余”者所可比拟，多具创新[1]序六。浙江霅川车景錞谓：“高文似绮，妙论如泉”，“宁惟诗逼苏公，抑且文追韩子。”[1]序十徽州宋和曰：“先生之学，更精于考据。”[1]序九这些评价是否溢美，姑置不论，但李蕃《雪鸿堂集》确有诸多创新之论。

李蕃曾编纂《通江县志》、《黄县志》，对地方志的重要性及方志的史料价值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史本于志”，“凡一代之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史书之而必据乎志。故修志者，必取生于其地之贤达多闻者，纂辑之而成书。而其人亦自本其生平所聆于祖父之训说，师友之谈论，耳目之闻见，身心之阅历，举所谓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之故，一一纪述之以成书。有司视其成，而上之郡大夫，上之藩臬，上之中丞，乃汇而进之于廷。天子乃命儒臣综核其疏密，而加以令甲焉。时有事于修一代之史，史臣亦必即是书而润色损益，于是岿然成一代之史。是欲知千百代之事，必考于史，而史实本于志。志以邑人修邑志，郡人修郡志，庸有不可信者乎？”[1]卷一认为，方志所载为当地人记当地事，传之父祖，闻之师友，有的甚至是修志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是史书修纂的重要史料来源。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极为肯定。对轻视志书的“纂记家”予以批评。他说：“志也者，史氏之权舆也。史也者，志书其滥觞也。纂记家每重视史，而轻视志，曰，史必有史学、史才，而后有史笔。若夫志，志郡，郡之人为之；志邑，邑之人为之。使必俟班马而为志，将天下无成书。余则应之曰：志郡，郡以志传；志邑，邑以志传。使夫人而皆可为志，则天下无善志。”认为作志之难，大端有八：一曰志物产之难，嘉石珍禽，奇花异卉，分布于深山险地，龙蛇出没之区，不能按图索骥，一有遗漏，则多有微词；二曰志胜览之难。高人足迹、名士题咏，山川借以生色，然地处险要，颇费攀援，残碑断碣，剥蚀难寻；三曰志士女之难。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家之村定出贞良，然朝廷旌表未必实至而名归，简策所载疑信各半，漏遗之事，前代所有；四曰志城垣之难。城垣为守土所需，但如垣颓堞圮，秉笔直书，则必加修筑，增加父老负担。如不如实记载，则难掩见闻，势必见讥；五曰志人物之难。人非董狐，秉笔不易，难免有不齿乡邻之徒滥竽其间；六曰志节孝之难，时局动荡，兵荒马乱，固有投岩殒身，骂贼捐生者，然或姓名泯没者，无从稽考，或有姓名又苦于事实无证；七曰志艺文之难。“登高作赋，临流咏诗，句读半传于逸人，韵事尝得之野老。”即使精心考证，糜岁月，敝形神，也难免无遗文错讹；八曰志清议之难。权势之人，巧饰伪装，鱼目混珠，希光艺苑，殊难裁断。凡此八难，只要有一难未处理妥当，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志书[1]卷一。

李蕃史学功底深厚，读史独具慧眼。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周公旦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在西周王朝的建立及统治的巩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非常景仰周公，视之为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肩的千古圣人。李蕃在《金滕论》一文中，通过分析西周初年的史实，揭示了周公作为政治家的另一面，即揽权与玩弄政治权术。他说，西周初年，太公望、召公奭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一起共事。逮管叔、蔡叔、霍叔“三监”散布流言：周公将取代成王，周公是否有此心和行动，太公、召公应该很清楚，而二公竟不出一言，保持沉默。假使二公于疑谤初构之日，以周公仁孝、忠诚的事实激切陈告天子，公诸天下，则谣言自然如风吹云散，管叔、蔡叔、霍叔也就失去了为乱的理由，周公也就根本不用东征，使黎民饱受战乱之苦。那么，为什么二公不言呢？李蕃认为，这是由周公自己造成的，非二公之过。《尚书》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有疾弗愈，二公忧心，请为王穆卜，以问吉凶。周公不同意，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但周公却自己设坛，“植璧秉珪”，请以身代，并卜三龟，且将祝词藏之金滕。待同僚不能推心置腹，实有揽权、玩弄权术之嫌！二公安能心悦诚服！至谣言四起之时，二公安敢轻出一言！且谓人之寿夭自有定数，此理中智之人犹知之，周公请以身代武王之死，是自降于巫祝之流！不唯如此，周公此举更是“流于知术”，有为后世乱臣贼子效尤之忧[1]卷四。分析入理，言前贤所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