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通江“三李”为政思想及政绩考述

在李钟峨的努力下，福建的教育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半年之间录取文武生2700余人。他也受到福建士人的感念。“芝麓使君子视闽学。二年，士风就醇，文章亲雅。”“延平先生为道学之渊源，夫子为斯文主持，共堪不朽，一也。 ”为了纪念他，福建儒林建立了诺水书院。

（三） 持正取士

雍正元年，李钟峨被任命广西乡试正主考，主持来年广西乡试。 康熙后期，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继承发生的斗争，延续到了雍正继位之后。 为了巩固帝位，并整治贪腐，雍正对各位阿哥及其周围的政治势力采取了高压政策。 各位阿哥和大臣或囚或诛。 当时朝中充满着阴谋与猜忌。 然而在如此的氛围中，李钟峨却能继续得到雍正的认可，这非常难得。

在该次乡试中，李钟峨按例取中冷时松、朱若灿、陈朝坦、陈嘉谟等四十八名举人，副榜十人，很好地完成了主考乡试任务。

（四） 分省馆选与广储才之路

雍正2年，李钟峨任太常寺少卿。 在任此职期间，李钟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奏请“分省管选、广储才之路”。 关于这一奏议，史籍分歧颇多。 就时间来看，有三种说法：

1、 雍正2年说，其代表为《永宪录》等。 该书称：“（雍正2 年）太常寺少卿李钟峨请庶吉士分省馆选，不报。疏言：癸卯恩科馆选六十二人，汉军、河南、四川缺人。甲辰正科馆选四十三人，蒙古、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皆缺人。请嗣后馆选时，仍俟天心简任，暂停覆试保举。庶边僻省分咸沾覆载之仁”。 此外，《熙朝新语》和《天咫偶闻》也都认同此说。

2、 雍正3年说，其代表为《清实录》。 该书载：“（雍正三年四月癸未）……又谕大学士九卿等，前日李钟峨奏称：翰林为储才重地。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汉军及河南、四川进士无馆选者。 雍正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湖南、贵州进士俱无馆选之人，请广储才之路等语。 ”《清史稿》、《清代科举制度述录》亦认同此说。

3、 雍正2年和4年分别上奏说，其代表为《养吉斋丛录》。该书卷9载：“（雍正） 二年太常寺少卿李钟峨请分省拣选，停止覆试保举。经部议驳。”卷2又称：“四年，太常寺少卿李钟峨上疏请广储才之路。”此说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认同。对于同一件事，为何史籍记载会如此分歧？ 这与馆选制度的重要性密切相关。 翰林院馆选是清代高级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也是人们踏入高阶官员的重要途径。 清初规定馆选。 “直省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 另榜授满洲、蒙古修撰、编修、庶吉士九人。自是考选如例。惟满、蒙、汉军选否无常。”但是到了雍正初，“令大臣以所知荐用相参覈”，导致 “蒙古、汉军及边远省分，每不与选”，馆选的失衡损害了这些地方的政治利益，导致了这些地方对馆选制度的不满。

同时，雍正初年，政治斗争异常尖锐。 雍正时常受到各位阿哥及其政治势力的掣肘， 这使得雍正亟需改革人才选拔方式，以寻找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钟峨提出馆选改革无疑契合了时代需要。然而馆选改革直接影响各省的政治利益。故他的奏议必然遭受种种阻力和压制， 而李钟峨则就该问题反复上奏。 文献记载的分歧则正好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此奏议的结果，《清实录》称“无庸议，从之。 ”《国朝耆献类征》称“准行”。然事实上并没那么顺利。《熙朝新语》《天咫偶闻》《养吉斋丛录》等都表明，李钟峨此议当时被部议“驳回”。 《永宪录》称：“钟峨不过为乡曲私情起见，无容议。 ”显然，李钟峨的奏议并没有被立即采纳。 但是，《清实录》中反复出现“或应”等则表明，雍正是倾向变革的。 此后，翰林院馆选逐渐开始改革。 到乾隆三年，“罢大臣拣选例， 依省分甲第引见，临时甄别录用。 后世踵行其制。 ”最终确立起翰林院“分省馆选”的制度。

分省馆选使各省士子都获得了馆选的机会， 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特别是边远省分文化的提升， 可以满足文化落后地区和边远省区士子对最高功名和仕途的追求， 有助于人文普遍勃兴和全国地方共同参政。另一方面，李钟峨的建议只是政治调停之术而非科举良法。 它使得北宋以来科举按地域均额取士的制度设计达到极限， 使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变成了有限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