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与古巴文化

一、古蜀文化与巴文化的关联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但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

《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二、古巴蜀文化特质

（一）以农为本

种植业及养殖业

四川地区的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商周之际蓬勃发展起来的，家畜养殖业也同时发展起来。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从新津宝墩到广汉三星堆，从当时古城的规模和众多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测出那时蜀地的农业生产已非常发达。

四川地区也是蚕桑之乡。蚕女马头娘的传说、嫘祖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蚕桑业的起源。张骞甚至在现阿富汗地区看到了“蜀布”，两汉关于蜀锦的记述，成都“锦官城“的来历等等，都说明古代蜀地丝绸纺织业的繁荣兴盛。

酿酒业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酿酒业的兴盛。三星堆遗址中就有大量的酒器出土。这些酒器既有陶制的，也有铜质的。据研究，古蜀国的大部分酒同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酒不同，是去掉滓后仅饮汁的低度发酵酒。战国时期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滓一起食用的浊酒。商周到战国时期，蜀人的酒器在各个考古遗址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农田水利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等河流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但极易遭受水害，从远古时代起开始了最早的水利事业。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岷江山洪暴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

农田水利的物质要素，一是水源，二是输排水沟。从杜宇时代就开始治水理水，最大的引水工程就是都江堰，还有洛水堰、绵水堰、文井江堰等。这样从岷江到沱江水系的上游，都有了一系列的引水工程。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河流从山区流向平原的关口上，用竹笼装卵石所制成的简易的“邛笼”?把水截住，然后分为几股，让水流服从人的意识，流进大大小小的灌溉渠道中。

在蜀地，人们还利用千坑万池来蓄水，如池塘、水田等，水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小型的蓄水设施。

（二）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

青铜业

学术界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周和春秋，大约历时十五个世纪。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铸造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有学者将我国青铜器时代分为五期：夏商之际为滥觞期，商末周初为鼎盛期，周朝中期以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分别为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

古巴蜀青铜文化相当辉煌。商代中叶，古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三星堆是青铜成熟时期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其出土的轰动世界的青铜造像群和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显示了科技工艺的高度发达。

黄金业

巴蜀是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地区之一。据《华阳国志》载，绵阳一带“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而广元昭化一带“有金银矿，民今岁岁洗取之”，梓潼县“土地出金银”。此外，岷江、沱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亦出产砂金。

早在殷商时期，蜀人就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制作技术，制作出了美妙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等。这些黄金制品，不仅显示了高超的加工制作工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玉石业

古巴蜀的玉石器物相当精致。三星堆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器作坊遗迹。这些玉石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工艺相当高超，无论选料、切割、琢制、钻孔、雕刻、研磨、抛光等，都有着相当的经验。众多玉石器大多数都是与古巴蜀祭祀活动有关的礼器，如玉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之类。

（三）盛行神权巫术

巴蜀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与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有关，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四）特有的服饰文化

通过对三星堆等一系列成都平原考古地区出土的造像分析，古蜀人的服饰文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极其丰富多彩：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头饰，而且有华丽的衣裳和多种材料样式的服装，还有耳饰、手镯、足镯、项链之类的装饰物。蚕桑和蜀族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黄帝元妃西陵女螺祖被后世尊崇为“先蚕”，“蚕女”马头娘的传说也起源于蜀地。

汉武帝时张骞至西域，已见邛杖和蜀布。左思《蜀都赋》中有“黄润比筒”之说，《华阳国志》记载“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这种黄润细布就是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著名全国，并远销国外。

三、繁荣的地域文化

（一）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古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平方千米，人口约8万。蜀都外高墙围绕，城内的祭祀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建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

（二）古蜀的交通

城市的发展，盆地水道的众多，形成了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蜀地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州）、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也都四通八达。

出蜀的陆路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三）古蜀的文艺哲学及科学

发达的物质文明促成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与华语不同。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

古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古蜀的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作用，并最终促成了道教在蜀地的诞生。

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古蜀的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

（据《四川文史》）